今天，我们如何更好支持家庭发展

　　【圆桌对话】

　　编者按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当前，我国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新诉求，“如何更好支持家庭发展”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光明智库民生论坛第9期，邀请专家就此展开讨论。

　　与谈人

　　陆杰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李志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民生保障教研室主任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陈 恒 陈之殷

　　1 现代社会家庭功能正在弱化吗

　　光明智库：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社会家庭功能正在弱化，同时家庭压力也在增加。怎么看这种观点？

　　杨菊华：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与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传统家庭原本承载的生产劳动、养老赡养、家风教化、互助帮扶等核心职能被逐步拆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体系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逐步承接部分家庭原有职能，家庭不再是赖以生存的生产单元，传统家庭具备的综合功能随之持续收缩。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功能的剥离是工业革命以来的长期趋势。

　　但是，家庭功能的剥离并不意味着家庭压力的减小。当前，婚恋、生育养育、住房、养老等仍然是家庭的刚性需求，行业和职场的竞争等社会压力也会层层传导至每个家庭内部。加之个体独立意识增强、婚恋生育意愿降低，家庭结构逐步趋向小型化，大家庭聚居模式不断减少，独居、小家庭形态增多。同时，日常通勤距离拉长、异地就业愈发普遍，电子产品挤占线下相处时光，家人之间亲情陪伴大幅缩减。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家庭内部凝聚力、风险抵御能力与生活保障能力受到冲击。

　　李志明：家庭功能确实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不是简单的“弱化”，而是传统功能的部分转移与现代功能的快速叠加。从传统功能来看，随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家庭的生产、教育、养老等功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转移。与此同时，家庭的情感慰藉、风险抵御、价值传承等功能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庭都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最重要提供者。

　　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家庭压力增加是不争的事实，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少子化、老龄化导致家庭抚养比持续上升，“421”“422”家庭结构在城镇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体中成为常态，一对夫妻往往要承担赡养四位老人和抚育一到两个孩子的责任。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逐步进入70岁以上老年阶段，这类家庭的照护压力将在未来10到15年集中释放。二是社会竞争加剧。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工作—家庭边界持续模糊，超时加班和“随时在线”成为许多职场人的日常，严重挤压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陪伴时间和家庭生活空间。三是生活成本上升。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需求提高，但家庭收入增长并不同步。

　　需要警惕的是，家庭功能的变化与家庭压力的增加之间容易形成负向反馈：家庭压力越大，家庭成员用于相互陪伴和支持的时间越少，家庭凝聚力就越弱，进而导致家庭功能进一步弱化。

　　2 当前家庭最迫切需要哪些支持

　　光明智库：结合当下多数家庭的实际处境，各位认为当前家庭最迫切需要的支持是什么？涉及哪些维度？

　　李志明：当前家庭最迫切、最稀缺的核心支持是时间支持与减负支持。现阶段不少普通家庭的核心困境，并非绝对收入不足，而是高质量家庭生活时间的匮乏。职场超时工作、通勤耗时、家校事务等大量挤占私人时间，导致父母无暇陪伴教育子女、子女无力兼顾老年照护，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难题成为普遍痛点。因此，通过政策优化、制度保障、社会服务补位，为家庭增加可支配时间、降低事务性负担，能够有效破解家庭养育、养老的核心堵点，提升家庭的幸福感与抗风险能力。

　　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及21世纪初的传统家庭需求，当前家庭发展诉求发生了迭代。一是需求结构升级，从以生存型物质刚需为主，转向物质保障、情感慰藉、时间自由、公共服务并重的复合型需求，家庭不再只满足于吃饱穿暖，更追求亲子陪伴质量、老年康养品质、家庭生活幸福感。二是需求形态升级，从过去单一、分散的点状需求，转变为育儿、养老、就业、住房等相互关联的综合性需求，家庭难题往往不是孤立存在，需要整体性、系统性的支持方案。三是需求分层凸显，从统一的普惠性基础需求，转向差异化、个性化的细分需求，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不同收入层级、不同结构类型的家庭（如新婚家庭、多子女家庭、独居老人家庭、困境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等）诉求差异显著，同质化支持难以适配多元需求。

　　陆杰华：家庭不仅是个人美好生活的场所，也是抵御社会风险的“避风港”和国家治理的“压舱石”。基于家国一体的认知与重建家庭公共性的理念，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是一个涉及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多维度社会政策生态系统。一是经济支持与抗风险维度。这是最基础的保障，旨在通过“真金白银”降低家庭经济压力。比如，近年来从地方到中央推行的育儿补贴政策，其背后逻辑是“育儿成本公共化”，即通过公共财政分担家庭养育下一代的成本。二是时间支持与照护服务维度。这解决的是工作与家庭冲突下的间接成本问题。比如，时间支持上包括落实产假、育儿假、探亲假和照护假等，服务支持上包括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托育和用人单位办托等。三是代际支持与养老功能维度。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支持家庭养老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这包括通过居家适老化改造、发展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喘息服务等，不让日益加重的养老负担压垮小型化的核心家庭。四是性别友好与职场环境维度。支持家庭发展暗含着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比如更多体现女性在育儿、家务和养老等方面的价值，推动父职假的落实，鼓励企业提供弹性工作制度等，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就业场所与社会环境。

　　3 支持家庭发展在今天有何独特价值

　　光明智库：中央提出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针对的是家庭发展面临的哪些问题？在今天有何独特价值？

　　杨菊华：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是直面当下家庭功能弱化、居民生活压力攀升等现实问题的重要应对举措。从家庭层面来看，完善的政策扶持能够有效补齐现代家庭在子女抚育、长辈赡养、情感沟通维系、日常应急帮扶等方面的能力短板，修复家庭内在联结，稳固社会最基础、最核心的组成单元。从民生层面而言，针对性的政策可以切实降低民众婚恋生育、子女教育、住房、养老等大额生活开支，减轻家庭经济重担，有效化解代际观念分歧、家务分工矛盾、亲子相处隔阂等内部问题，缓解普遍存在的生活焦虑。从社会长远发展层面分析，系统化的支持家庭发展政策能够重新唤醒并进一步发挥家庭教化育人、凝聚人心的固有价值，推动家庭成员互相包容理解，促进代际和谐，减少家庭矛盾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维护整体社会安定有序。与此同时，良好的家庭发展环境能够提振民众婚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推动人口长期均衡稳定发展，筑牢整个社会平稳运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陆杰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中央提出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根植于我国人口发展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其战略意义则指向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主题。第一，稳定人口年龄结构，应对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负增长、超低生育率与迈向深度老龄化三重叠加的关键时期，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独居化趋势加剧，传统家庭的生育抚育、代际养老的原生功能持续弱化。若缺乏国家层面的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将引发劳动力供给收缩、社会养老负担激增、内生消费动力不足等连锁社会风险，动摇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现实基础。第二，化解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增进社会团结。当前家庭面临的难题，主要体现为双职工家庭的育儿焦虑、独生子女一代的养老压力、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等。健全家庭支持体系是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投资于人的理念：让每一个家庭在面对生育、教育、养老这些人生大事时，不再有孤立无援的不安全感。第三，强化家国一体的主流价值，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软支撑。与西方社会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依托于强大的家庭纽带与优良的家风建设。通过出台支持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向全社会传递并弘扬这样一种理念：家庭同国家紧密相连，家庭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不可替代。这种制度安排能够增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4 当前支持家庭发展政策尚有哪些不足

　　光明智库：从政策层面来看，目前已有的支持家庭发展相关举措在落地过程中还存在哪些痛点？

　　陆杰华：当前支持家庭发展相关政策框架已见雏形，但仍面临三大痛点。在政策执行方面，中央多为原则性、指导性政策意见，缺乏统一刚性标准与硬性约束。部分民生福利如育儿假、老年陪护假多由地方性法规规定，部分单位缺乏约束与问责机制，难以有效落实。从既有各地实践来看，育儿补贴、托育配套等仍受地方财政影响，经济发达地区政策力度大，欠发达地区财政承压、落实困难，形成明显的冷热分化。在部门协同方面，由于家庭支持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卫健、教育、人社、住建、税务等多个部门，政策目标难以统一，极易形成“九龙治水”局面。在政策精准度方面，现有政策多采取普惠式大水漫灌，缺乏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对低收入育儿家庭、失能老人家庭、单亲困境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的针对性支持不足，补贴标准与实际生活成本不匹配。政策内容上重生育补贴、轻养老照护，重物质帮扶、轻心理服务与家庭关系调适，无法适配当代家庭多元化、异质性的发展需求。此外，多元协同机制薄弱，政策落地过度依赖政府行政力量，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强，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社区承载能力有限，未能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

　　李志明：我主要谈四个方面。一是普惠性服务存在短板。在托育照护、居家养老、家庭教育等民生领域，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布局不均，公共服务短板使得大量养育、照护压力下沉至家庭。二是群体覆盖存在缺口。现有家庭支持政策大多以城镇正规就业群体为适配对象，制度设计对城乡差异、就业形态差异、家庭结构差异等因素考量不足。以生育保障为例，生育保险、生育津贴等福利制度多绑定城镇职工社保，大量灵活就业女性、新业态从业者无法同等享受相关待遇，政策普惠性、公平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基层执行存在衰减。比如，育儿假、陪护假、弹性工作制等柔性权益政策，存在“纸面落实多、实际兑现少”的现象。部分地区生育补贴、育儿支持等政策存在标准偏低、申领流程烦琐等问题，享受门槛高、获得感弱。四是支持体系未形成闭环。比如，现阶段家庭支持政策更多聚焦于生育补贴等前端环节，针对漫长养育周期的成本分担、服务供给、权益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如这些问题得不到系统性缓解，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就难以真正形成。

　　5 如何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

　　光明智库：面向未来，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针对城乡、大中小城市以及不同结构的家庭，如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

　　杨菊华：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政策体系，需要多方主体协同配合、多领域统筹发力，补齐当前家庭发展存在的各类短板。首先，强化顶层设计，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系统整合生育支持、养育减负、义务教育、居家养老等关联政策，避免政策零散割裂，形成统一规范、连贯稳定的家庭保障制度框架。其次，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与财税优惠扶持力度，根据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合理调整补贴标准，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保障差距，有针对性地降低教育、住房、医疗等家庭大额刚性支出，切实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再次，持续扩充公共服务资源总量，大力建设普惠托育站点、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完善便民家政、心理疏导、家庭调解配套服务，全力补齐服务场地短板、专业工作人员缺口，适配不同类型家庭的生活需求。最后，健全企业用工权益约束机制与生育养育成本分担制度，以制度保障职工休假陪护合法权益，严格整治各类职场歧视行为，营造公平就业环境。除此之外，不断简化政策申请、审核、补贴发放等办事流程，借助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拓宽政策宣传范围，让群众清晰了解福利内容，推动各项惠民举措精准落地到户，从经济、服务、权益、制度多个维度全面增强家庭综合发展底气，守护千家万户稳定发展。

　　李志明：支持家庭发展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原则，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家庭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

　　从城乡差异来看，城乡家庭的压力结构与需求重心呈现明显分化。城镇家庭的压力集中于生活成本高与家庭时间短缺。因此，城镇家庭支持政策应聚焦公共服务提质、家庭负担减轻、工作—家庭平衡，持续扩容普惠托育、课后托管、居家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弹性工作制等制度，通过住房补贴、税费减免等举措降低家庭安居和养育成本。农村家庭的压力更多源于增收渠道有限、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应的支持重点在于夯实发展基础、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加大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投入，健全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补齐农村家庭发展短板。

　　从城市规模差异来看，各类城市的治理痛点有所区别。大城市生活成本偏高，新市民、青年家庭压力尤为凸显。政策发力点应聚焦优化资源统筹配置、完善新市民支持政策，精准扩容普惠性民生服务资源。中小城市和县城普遍存在产业支撑不足、优质公共资源薄弱、就业岗位质量不高等问题，家庭本地发展空间有限、人口外流现象突出。其政策核心是强化产业赋能与公共服务提质，深耕本地特色产业、培育优质就业岗位，持续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增强县域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和吸引力，助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

　　从家庭结构差异来看，需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和特殊家庭类型实施精准帮扶，实现政策供给与家庭需求精准匹配。针对新婚、多子女家庭，重点完善生育补贴、育儿津贴、住房优惠、普惠托育等配套支持，系统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综合成本，缓解家庭生育焦虑。针对老年家庭、高龄失能家庭，聚焦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补齐居家照护、上门康养服务短板，减轻家庭照护压力。针对单亲家庭、困境家庭，坚持帮扶与赋能并重，精准落实经济兜底、就业扶持、技能培训、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综合服务，帮助家庭稳定发展、抵御风险。针对低收入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健全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落实教育、医疗、住房专项救助政策，筑牢家庭基本生活保障底线。针对流动人口、新市民家庭，重点破除公共服务户籍壁垒，统筹解决随迁子女入学、异地就医报销、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范围等核心难题，畅通家庭城市融入渠道，实现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

　　6 如何构建多方参与的家庭支持环境

　　光明智库：除了政策支持，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支持家庭发展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杨菊华：职场是维系家庭稳定、支撑家庭发展的重要场域。当下人才流动性持续增强，员工择业愈发看重工作氛围与家庭兼顾。推行家庭友好管理模式，完善弹性工时、育儿陪护、带薪休假等人性化制度，能够切实减少员工因家庭事务离职离岗的情况，有效降低企业人才流失率，稳固内部人才队伍基本盘。

　　当然，单纯依靠企业自主调整难以形成长效格局，还需依托政策激励与监督约束双向引导，以利好举措鼓励企业主动摒弃性别、婚育、年龄等就业偏见，保障全体员工晋升、薪酬与职业发展权益，通过规范监管守住用工底线。凭借暖心的家庭友好机制聚拢人才、稳住人心，既能助力企业盘活内部人力价值、提升整体运营效能，也能妥善兼顾员工家庭生活诉求，最终实现人才留存增效、企业稳健成长与家庭安稳和睦的多方共赢。

　　陆杰华：在家庭发展支持体系中，政策提供制度保障、企业提供市场资源，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凭借天然的在地性、互助性、非正式性与灵活性，成为链接政策资源、服务基层家庭的关键载体。社区与社会组织能够弥补政府刚性服务不足、市场逐利性过强的短板，在一老一小照护、家庭关系调适、特殊家庭帮扶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区作为家庭生活的基础空间与熟人共同体，核心作用是搭建就近可及的公共服务平台。在婴幼儿照护层面，可布局普惠托育点、临时育儿驿站、邻里互助带娃点，依托社区活动室、闲置配套用房开设短时托育、公益早教课堂，解决双职工家庭无人带娃、临时托管难的现实痛点。在强化养老功能层面，运营老年食堂、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助餐、助洁、助医、助行等基础服务，组织老年文体活动、健康义诊、邻里结对互助，强化代际互助、邻里互助氛围。在家庭文化建设层面，可设立家庭教育指导站、婚姻家庭调解室，开展亲子教育、代际沟通、家风建设公益活动，调解家庭矛盾、化解邻里纠纷，筑牢家庭和谐的基层根基。

　　社会组织则侧重发挥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的优势。一是在专业服务方面，专业社工机构、公益组织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科学育儿指导、产后心理疏导、青少年心理辅导、老年认知症照护、家庭法律援助等专业化服务，弥补普通家庭在专业能力上的短板。二是在资源链接上，社会组织还能整合财政支持、公益捐赠、志愿者队伍、专业人才，通过开展公益助学、困难家庭物资帮扶、居家照护技能培训等活动，实现精准滴灌式帮扶。

　　社区与社会组织是链接国家政策与家庭需求的柔性界面，其独特的“非正式性”与“互助基因”，能够以低成本、高黏性的方式填补制度性社会治理的缺口。但是，社区与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需要政策支持和资源反哺。这就需要加大财政专项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予以赋能，企业开展公益捐赠、场地支持、志愿服务资源，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稳步发展，让社会力量真正成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的重要补充与基层支点。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3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