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作者：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世纪8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有一天，我读到《文心雕龙·物色》“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一语，若受电然，感到“江山之助”四字具有特别的光彩。虽然，刘勰并非有意识提出一种理论，但无意之间，用最简要的语言概括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即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古人的文学地理观念。这并不是刘勰个人的观点，古代这类观念的零散材料很多。可以说，自古以来，“江山之助”就是中国人的普遍知识。我有意识把“江山之助”看成是中国古人的公共知识与文学创作的共通品格，较为系统地收集相关材料并加以梳理阐发，并撰写《江山之助》一文投到《文学评论》上，几个月后这篇论文就发表出来。紧接着，我开始有意识地从中国古人的公共知识与文学创作的共通倾向这一视角去读书，又有些新的发现。于是，我撰写了《辨体与破体》《历史的观念》。这两篇论文也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连续3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对我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此后，我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在传统文学批评史之外，寻找另一种阐释古代文学批评的路径。中国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个人的理论与集体的观念两大类：文学批评史通常是以批评家、批评专著与批评理论的个案研究为基础的综合论述；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集体性的文学观念，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中国的特殊文学精神与价值谱系。集体观念的发生具有多源性，就像涓涓流水汇积而成汪洋大海。可惜这些集体观念多被忽略。

　　其实，研究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集体”意味着超越个别人，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特质。“认同”不具备明晰、系统的理论形态，而是在分散、零碎的文献中，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好恶情感或弃取行为中显示出来的。“认同”虽然不是系统的理论，但往往代表集体的文学观念、理想与信仰。集体认同往往是跨时代的，有些较为根本的文学集体认同观念，在早期中国社会就建构和积淀下来，成为人们的集体意识或者集体记忆，比如“诗言志”。中国文学集体认同是中国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和精神的认同。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质而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和文化记忆。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隐性的集体认同，往往散落在零碎的文献记载中，或者隐藏在日常生活的俗语常谈里。比如，中国古人喜欢通过各种比喻来表达对文学艺术的认知，并揭示其特征。其中最常见也最重要的，就是把文学艺术作品比喻为人体。中国古代的许多审美概念，如风骨、形神、筋骨、主脑、诗眼、气骨、格力、肌理、血脉、精神、血肉、眉目、皮毛等，以及评论中所用肥、瘦、病、健、壮、弱等术语，都是一种把文学艺术拟人化的隐喻。这些比喻反映了中国古人一种深刻的文学观念，即把文学艺术形式看成像人体形式那样有生命的结构。基于这种认识，我撰写了《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发表在1994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

　　从诗歌创作形态入手研究中国古人特殊的集体认同，这也是和传统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不同的视角。古代一些文学创作现象、创作形态兴起的背后，反映出某些中国本土特殊的思想观念。魏晋南北朝诗学批评大力倡导诗歌创作的个性化与抒情作用，历来为人所熟知。然而当时大量新起的诗歌创作形态，如唱和诗、公宴诗、分题赋韵、联句诗等，却反映出更为深层的文学倾向和风气：追求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充分体现了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这两种倾向在当时并行不悖且水乳交融，诗歌既成为抒发个人性灵的工具，同时也成为公共社会关系的润滑剂。“诗可以群”的倾向是诗歌创作走向普及与繁荣的巨大驱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之一。于是，我撰写了《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中国传统有种说法：“诗能穷人。”这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所以，当我读到宋代陈师道“诗能达人”之说和类书《事文类聚》有“诗能达人”条目时，深为惊讶。广泛阅读之后，发现在中国古代理论的原生态里面，两种命题都有，而且“诗能达人”，在当时更符合历史真实。唐代以后，以诗取士，诗歌可以改变读书人的命运。宋人因此提出“诗能达人”“达而后工”。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诗能达人”“达而后工”的说法逐渐被淡忘与遮蔽？实际上，遮蔽与淡忘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中国传统诗学理想所促成的。中国传统诗学认为：只有那些在生活中受到磨难的人，只有那些诉说人类苦难的作者，才是好诗人；只有那些描写人类苦难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这正是中国古代对于诗与诗人的集体认同，其本质也是人们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期待。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上，发表了《“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国古代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正式提出“集体认同”概念。

　　2023年我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一文，比较全面地阐释我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文中明确指出，研究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意在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寻找中国文学之基因、传统和独特性。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中国古代集体性的文学观念，其目的是在传统文学批评史之外寻找另一种阐释路径，寻找和解释古代文学的“中国问题”。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它反映的是中国古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与理想，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学术的发展与变化，往往与研究领域和视角的开拓有很大关系。我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是一种研究领域的开拓；而对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的研究，则是我坚持了数十年的新视角。循此视角，我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随着研究深入，我越来越有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我将持之以恒，在这个领域继续钻研下去。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3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