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世界经济有望迎来复苏曙光

　　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投资活动造成严重打击，而世界受冲击的程度又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疫情演化中蕴含的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的韧性、政策走势及其溢出效应，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以及大国竞合发展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2021年世界经济的基本面。

　　全球经济表现

　　总的来看，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速陡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2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4%。新冠肺炎疫情对各经济体造成的冲击并不均匀，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萎缩5.8%，其中美国下降4.3%，欧元区降幅为8.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为-3.3%。目前亚太地区已开始复苏，但各国复苏速度存在差异，预计2020年亚太地区经济活动将收缩2.2%，相比2020年6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下调了0.6个百分点，原因是本地区主要新兴市场经济急剧收缩超出预期。对全球而言，经济增长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时期是2020年二季度，但从2020年二季度后期开始，中国先行强劲复苏，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三季度，许多国家经济亦开始止跌回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疫情传播本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迅速且规模巨大的纾困政策。但随着新一波疫情开始在多国加速蔓延，可以预见2020年四季度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将放缓。

　　经济萎缩通常伴随着物价下跌和失业增加。2020年1月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为2.5%，之后在波动中同比降至5月的0.1%，11月又升至1.2%。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显示出CPI与增长率高度同步，但降幅更大。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水平亦走出了相同的轨迹。相较于物价水平的波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波动幅度更大。2020年2月美国失业率仅为3.5%，到了4月蹿升至14.7%，后一路降至11月的6.7%。欧元区和日本的失业率有着与美国类似的经历。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的失业率也不断攀升，2020年8月达到6.4%。各国不同产业和群体受到的冲击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低收入者、年轻人和妇女受到冲击最大，贫困人口处境进一步恶化。

　　贸易与跨境投资的减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异动，亦是经济萎缩的伴生结果。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9月发布的《2020贸易和发展报告》，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较上年下降五分之一，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缩减40％。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国是少有的例外，2020年1月至11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逆势同比增长6.3%。除了受疫情冲击外，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贸易与投资造成持续负面影响。好消息来自RCEP在2020年11月签署、世界最大自贸区诞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报告对全球30个最大经济体的货币和失衡情况所做的评估：2019年全球经常项目净余额占GDP比重连续降至2.9%，显示出世界经济的平衡性不断上升。与经济增长止跌回升类似，2020年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跌涨。比如，铁矿石价格在2020年下半年飙升，大宗商品中的粮价虽没有经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那样的大涨落，但也出现了先降后升态势。

　　此外，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巨幅涨落、美元走跌和各国债务迅速扩张，共同构成了2020年国际金融的奇特画面。

　　各国政策分析

　　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均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临时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从临时性财政政策看，以美国为例，2020年3月国会就通过了总额约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纾困与经济安全法案》。随着第二波疫情开始在北美和欧洲等地肆虐，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大纾困力度在所难免。尽管存在着各种对政策推出时机、规模、执行力度和长期影响等方面的批评，但整体而言，各经济体采取的财政救助政策在维持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转上发挥了直接且显著的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2020年前11个月，世界各经济体央行共降息200多次，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要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空间极为狭窄，在应对疫情冲击期间主要靠的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负利率与零利率、大银行定向放款和所谓“直升机撒钱”等。但各种非常规政策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增添了不确定性。从全球来看，尽管实体经济复苏和宽松货币政策将对资产价格形成一定支持，但风险资产价格同经济前景和信贷质量恶化相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经济萎缩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并行，意味着全球资本市场在未来出现巨幅波动不是小概率事件。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势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并由此激起负向反馈。

　　2020年全球经济中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元汇率的“异常”变动。以往出现衰退或金融危机时，人们通常会本能地通过增持安全资产以求自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元资产均扮演了全球安全资产的角色。然而本次疫情冲击引发的全球衰退却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2020年3月至9月，外国央行持有美债总额净减约1552亿美元，国债购买者是美联储而非国际投资者和美国基金，以至美国债券价格2020年3月出现了暴跌后一直低迷，并伴随着美元指数的显著下滑。出现这种“异常”的原因除了与美国不限量无限期地向经济注入空前规模的流动性有关外，也与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式微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的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这种态势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一方面美元与黄金之间保持固定比率并自由兑换，另一方面美国境外流通着海量美元。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或许就是未来美元走势的一个隐喻。

　　不容忽视的是，疫情对世界经济实体层面产生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主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对企业而言，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加大了出现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已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需求上升，能否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冲击更是让企业意识到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链、投资更有弹性的供应链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从国家层面看，一些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这些都将影响新的全球供应链布局。

　　展望今年经济走势

　　展望2021年，人类能否控制住第二波疫情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表现，并且极大地增添了预测的难度。正面消息是美国、欧洲和中国等研制开发的疫苗在一季度应该可以实现大规模接种。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都将延续财政纾困政策和与之密切捆绑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并且已经为此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负面消息是2020年12月英国出现新的变异病毒而且传染性更强以至于伦敦开始封城。欧洲央行据此已经下调了2021年欧元区GDP增速预测值。大概率是2021年世界经济会在坎坷中实现复苏，同时复苏会因地域不同而快慢、先后各异，主要发达经济体一季度有可能重现收缩并在二、三季度加快复苏步伐，全球复苏将从V型转换成不规则的W型。严重受疫情左右的复苏态势，势必导致就业、物价、贸易、资本与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等发生相应变化。

　　即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2021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将面临各种非疫情扰动的影响。标普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尽管与2009年相比全球银行业整体状况更加健康，但该机构目前仍对全球三分之一的银行持“负面”展望，2021年全球银行业可能面临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为艰难的年份。短期和中期全球银行业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在疫情受到全面控制之前持续受到压力的银行其信用评级可能会下降；二是各国政府将陆续结束对受疫情影响部门的援助，这些短期援助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负债从而使它们难以在正常时期融资；三是企业债务的持续增长和更多的违约，将使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承受巨大压力；四是房地产市场潜在问题增多且严重性被低估，因疫情而加剧的网络销售和远程办公等亦会给业主带来财务问题；等等。

　　除了微观层面的风险外，全球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蕴含的风险亦不容低估。更让人忧虑的还是美元汇率走势。虽说影响其涨跌的变量甚多，但未来几年美国延续已有货币政策似无悬念，美元走跌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些。与此同时，个别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因违约引发连锁式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放眼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可以预见的是，围绕WTO改革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同比例强化，取得突破和陷入僵局均有可能。如果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得以签订，再加上RCEP的落实，至少在贸易投资领域，世界经济复苏的曙光将更加明亮。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