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巾帼岂无翻海鲸”

　　画作《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中，有一位身着白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挥官双手紧握，站在“总统府”顶楼的最前面。画中的女士叫陈修良，是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位女书记，在南京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身较好的陈修良，本可以过安稳生活，但她却受革命思想影响，选择了出生入死的革命道路。她担任过《少年先锋》编辑、向警予的秘书，并在向警予介绍下入党。20世纪40年代中期，陈修良被党中央派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开展秘密工作。赴任之前，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赠诗壮行：“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如诗所寄，胆识过人、机敏睿智的陈修良深入虎穴，力拔虎牙，在敌人眼皮底下掀起惊涛骇浪，书写了不输须眉的巾帼风采。

　　临危受命，深入虎穴

　　1946年3月，陈修良接到党对她的新任命——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首府”，扼住南京，便扼住了国民党的命脉。

　　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南京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8任市委书记都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南京已很难找出地下党员。尽管此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开始恢复，220多名地下党员分布在各个领域，但在蒋介石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铁桶一般的城市”南京，这些党员力量又显得那么微弱！在南京做地下工作，如步入饿虎之蹊，险象环生。接受重任的陈修良，毅然决然地向丈夫沙文汉道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党将如此重任赋予身板柔弱的陈修良，看重的是她的忠诚、胆识与经验。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党中央派人赴上海恢复党组织，陈修良也成为上海党组织的一员。在上海党组织获得较大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江苏省委，并先后任命陈修良为省委妇委书记和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修良不仅团结了许多知名人士，还发展了大量的秘密党员，促进了地下党组织的发展。1945年10月，华中分局城工部成立下属机构南京工作部，由陈修良担任部长。任南京工作部部长期间，陈修良负责联系南京地下党，这为她成为南京地下党书记奠定了基础。

　　陈修良受命后，告别了在上海的家人，奔赴南京。她佯装为贵妇人张太太，先是住进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家中，后又以“姑妈”的身份住进地下党员柏焱和柯秀珍家。当了别人“姑妈”的陈修良，却没有机会当好自己女儿的妈妈。尽管南京和上海很近，但身负“特殊使命”的她难得回家，与女儿见上一面非常困难。其间终于有机会回上海讨论工作，当她踏入家门，一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她离开家时，女儿沙尚之还不过3岁，现在已经是8岁少年了。看到这个穿大衣着旗袍架眼镜的陌生女人，女儿第一句话居然是：“侬是谁啊？是新来的保姆吗？”陈修良不禁湿了眼眶，她抚摸着女儿的头，喃喃地说：“我是你妈妈啊！”女儿也兴奋地说：“我有妈妈了！”还沉浸在母女见面喜悦中的陈修良，在家里待了片刻，不得不离开女儿和家人，投入工作。这次匆匆别离，再见亦是许久后，陈修良将对女儿的爱深藏于心里，安心做起了别人的“姑妈”。

　　“姑妈”张太太在家闲来无事便打麻将，出门定会精心打扮一番，着旗袍，戴墨镜。周围人只见柏家其乐融融，但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在南京政坛翻起了惊涛骇浪。陈修良赴任后，首要的工作是重建中共南京市委，重整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华中分局的具体指示，陈修良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调整南京市委组织机构、工作方法、斗争策略等，使南京党组织得以保存和发展壮大。3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工人、学生、小学教员、公务员、文化、警察、银钱业、店员、中学教员等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在镇江、芜湖、宣城等地区建立了1个工委和几个支部。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分布于国民党党、政、军和各行各业中，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陈士榘评价道：在陈修良“这位巾帼英雄的热情与坦诚及其出色的工作”和领导下，“在解放南京的伟大战斗中，南京地下党和各界人民群众，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应时而动，开辟“第二条战线”

　　南京城内虽不见硝烟，却暗潮涌动。各界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一触即发。1946年12月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爆发后，南京大学生也是群情激愤。陈修良获悉情况后，交代“学委”组织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举行反美抗暴游行活动；同时强调要掌握火候，注意特务的破坏和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南京学生随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用1947年1月5日《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来说：“寂若死水之石头城，经来自赤子之心的义愤怒吼所刺激，全市为之波动，行列所至，途为之塞。”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国统区危机四伏，尤其是物价暴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说：“涨风空前，市场混乱，物价如脱缰野马，其猖狂程度，令人惊心动魄！”一些民主人士作打油诗道：“去年盼望今年好，今年人人喊苦恼，没人要的鬼钞票，打什么仗吃不饱。”甚至有着国民党背景的中央大学教授也表示不满：“全国教员与学生，衣不足御寒，食品不够营养，住不蔽风雨，实验室不能开，图书馆无书看。”反饥饿成为国统区人民的共同心愿，反内战成为时人的共同心声。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在国统区以“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要求生存的权利”为口号，放手发动群众，“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接到命令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斗争，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由南京先突破。

　　接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后，陈修良马不停蹄，立即向南京市委和“学委”传达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陈修良强调：“第一，尽量把反饥饿、反内战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第二，在斗争中尽量不暴露党的组织，不提政治色彩过于浓的口号；第三，尽量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各种宣传形式，如标语、口号、歌曲、活报剧等。尽量团结多数，特别是团结教授，争取工人和居民的支持。同时要注意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分子的镇压和破坏。”同时，选定中央大学为重点，以点带面，逐步突破。

　　1947年，在南京市委和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学生开始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随着南京学生游行活动的开展，陈修良也在思考下一步行动：成立统一组织“南京地区大专学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作为行动的指挥机构；在5月20日即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召开之日，组织南京各校学生及来自沪、苏、杭等地16所专科学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明确“京沪苏杭各大专院校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游行宣言。5月20日，约5000名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反内战”“反饥饿”口号响彻南京城。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阻挠和袭击，酿成血案。军警镇压激起了学生的愤怒，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加入斗争行列，并控诉军警暴行。

　　中共中央对南京市委领导的这次学生运动评价极高。5月23日，新华社评论指出，此次运动足以与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相媲美。

　　胆大心细，截获情报送中央

　　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后，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先后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收集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

　　作为南京地下党负责人的陈修良，功不可没。陈修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革命斗争，养成了敏锐机警、胆大心细的作风。她能临危不惧，正确判断，抓住时机，获取情报。一日，乔装打扮一番的陈修良来到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市委委员方休家。见面后，方休紧张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一个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方休建议，为安全起见，自己要与陈修良少来往，甚至提出自己搬出家里，方便工作。陈修良则不以为意，认为应该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几日后，陈修良又来到方休家里，方休兴奋地告诉她，妻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这正是党中央急需的国民党军事密码。陈修良喜出望外，将密码本交给手下，奋笔急抄后立刻完璧归赵。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回电嘉奖：“在军事上起了很大作用。”

　　在敌特如麻的南京城，地下工作险象环生，但这对陈修良来说，却意味着随时随处有截获情报的可能。一次，陈修良得知，最近走马上任的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叫汪维恒，想起自己在中共诸暨县委旧名册中见过这个名字，难道二人是同一人？查证的结果，印证了陈修良的判断。陈修良大喜，派人去试探汪维恒的态度。汪维恒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2年，现在终于盼来了“娘家人”。他毫不犹豫地把国民党军的相关情报，悉数交给了南京市委。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对此百思不解，一次开会时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惊天动地，海陆空大策反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如酵母菌一样悄然发酵，影响愈深。为了顺利解放南京，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南京地下党“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争取更多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迎接解放。

　　陈修良首先关注的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陈修良了解俞渤的背景后，确认可以争取，于是遣人转告俞渤，共产党欢迎他，希望他能影响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弃暗投明。俞渤颇受鼓舞，立刻联络了其他5名飞行员，于1948年12月16日晚驾机北去。俞渤一行人原计划投弹炸毁“总统府”，结果由于天色影响，偏离了目标。蒋介石虽毫发未损，但也吓得不轻。俞渤驾机起义消息在国民党内传开后，一些飞行员纷纷效法，西安、杭州、上海、香港等地接连发生起义。

　　空中雄鹰奔向光明后，陈修良开始准备海上舰队的策反工作。“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刚正不阿，早就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舰上水兵大多学生出身，赤子情深，爱国甚笃，对国民党所作所为亦是心灰意冷，早就滋生了投奔共产党的念头。知此情况后，陈修良毫不迟疑，同意起义的十条计划，欢迎“重庆号”投奔组织。1949年2月25日凌晨，“重庆号”驶出南京，开向葫芦岛，十条计划全获成功。

　　海、空两军起义后，陈修良又将目光投向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国民党第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通过多方了解，陈修良获悉王晏清为人正直，对国民党当局已失去信心，于是决定策反他。在王晏清舅舅攻心之下，王晏清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愚忠”心理，提出要面见中共地下党“相当负责”人士。陈修良亲自出马，与王晏清见面。王晏清被陈修良的诚意感动，坚定起义决心。

　　97师起义后，陈修良大喜过望，作七绝诗一首：“山连古阙江南春，豺狼狐兔遍地荆。大军横渡到来日，看尔还能露狰狞。”

　　里应外合，迎接南京解放

　　1948年10月，南京市委收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京沪虽临解放前夜，还要经一段艰苦斗争。当前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和准备接管京沪而奋斗。”在此指示下，组织民众，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巢穴，被陈修良提上了日程。为此，她多次召开市委紧急会议，集思广益，制定措施。

　　在充分调研后，陈修良发现，南京国民党警察中，有很多来自重庆、贵阳、河南等地的初高中毕业生，对现实不满，可以争取。于是，南京市委和陈修良决定成立“警察运动委员会”，并从工委、店员、学委等系统陆续抽调一批骨干，加强警察工作。在陈修良要求和指导下，“警察运动委员会”派人“打入”国民党13个警察分局。这些地下党员在警察中争取了大量的进步力量：市东区警察局副局长弃暗投明，还带来大批警力；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个重要地段的警察，有力维护了自来水厂等地的安全；下关区警察局的实权人物投奔共产党，不仅贡献了5艘巡逻舰，还与地下党员配合，制定了保护火车、轮渡、栈桥等设施的计划。

　　在重点打入警察局的同时，南京地下党员还深入其他单位，开展群众工作。据陈修良向中央的报告，“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这些单位组织群众储水、储粮，成立组织，保护单位、宿舍、物资财产的安全。在广大群众努力下，国民党没有达到破坏目的。电灯、自来水、电信、轮船、火车、汽车交通等在解放南京时均未停过。渡江战役总前委进入南京后，致电中央军委时还专门提到：“此次南京破坏不大，房屋一般完好”，“各机关保护尚好，秩序尚未大乱，主要得力于秘密市委，他们工作做得很好”。

　　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渡江战役也越来越近。此时的陈修良也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帮助解放军筹集渡江船只。自国民党3月宣布“封江”以来，解放军在江北已很难找到船只。于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在4月23日下午，也就是解放军35军赶到江北浦口之时，南京市委支援渡江船只。收到命令，陈修良立刻部署。当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等地下党支部，组织工人将2艘运输艇、3艘巡逻艇及轮渡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开到了浦口。次日凌晨4点，35军1.5万人马全部渡江。南京回到了人民怀抱。

　　陈修良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奋笔写下了解放南京的新闻稿：“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奋勇出击，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全部解放……”就在这则新闻稿回响在南京上空时，陈修良赶到35军军部，与曾和自己一起打过游击的老战友、35军政委何克希见面。在何克希介绍下，陈士榘终于见到了陈修良的“庐山真面目”。他握着陈修良的双手，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

　　随后，中央指示重建南京市委，陈修良被任命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妇委主任。至此，陈修良完满结束了自己的虎穴生涯，开始了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