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行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理论创新的文化基因

　　党的十九大报告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厚重历史感与强烈现实感的高度统一，坚持在传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行。报告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判断，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到新的战略高度，并对推进这一工程提出了许多新任务、新要求、新谋划，实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这一重大创新，理论上承接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现实的最新结合，思想上则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基因。

　　一、吏治文化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新高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四个伟大”之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重要论述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阐释了“四个伟大”的内在逻辑，将党的建设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创造性地回答了治党和治国的本质联系，从而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战略地位的新定位，在实践上是中国执政党建设理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的结果，在思想上则得益于中国古代吏治文化的依托和支撑。“治国即治吏”。官吏的好坏决定着政权的稳固，吏治腐败是政权垮台的基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吏治思想：从君王论，应“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只有“归罪于己，推恩于民”，才可以保天下，得民心。从官员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虽然在封建王权思想统治下，对官员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既有局限性又缺乏实现的基础，但是这些思想却为后世的官员管理提供了重要借鉴，更为当代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二、德法并治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新提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并治是一个始终受到重视的思想，也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认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孟子也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荀子则主张“隆礼”与“重法”并举。董仲舒进而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因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方面，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礼治逐步发展完善，道德教化受到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融合法家学说，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建立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和相应的法律机构，德法并治，共同维护统治秩序。

　　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鲜明地提出并阐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习近平同志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党的建设既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引，也要有坚强的制度保障。思想建党的成果和经验要靠制度治党来巩固，否则就难以为继；制度治党的推进和坚持要靠思想建党来引领，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可以说，思想建党是前提，制度建设是保障，二者相辅相成、深度融合，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

　　党的十九大在全面总结过去5年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一是提出要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这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治党的导向性作用；二是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这实际上强调了思想建设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论断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各自的定位更加明晰、科学，从而形成了思想建党为基础，制度治党为导向，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的新思想。这一新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越来越将党的建设视为一个系统工程，运用系统思维，更加重视各项建设的协同性、整体性，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有了更深更自觉地认识和把握，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一丰富发展，是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思想结合当下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和新时代的发展而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三、民本思想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新要求。这一新要求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

　　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我国素有民本思想的传统。早在殷周时期《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指出“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正是这些重民、为民思想，使中国社会历经交替轮回、改朝换代仍能绵延至今，并不乏盛世迭出，多次站上世界文明之巅。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十九大报告明确将这一价值取向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正是从这一价值追求出发，十九大报告高度强调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新要求，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由此不难看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新要求，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当代发展。

　　四、廉政文化与新时代反腐倡廉的新目标

　　我国古代的优秀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春秋时晏婴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廉政”的概念，法家代表人管仲把“廉”与治国结合起来，认为“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孔子发展了其“礼义治国”的思想，要求为政者正。我国的廉政文化内容丰富，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修身明志、节俭养廉、选贤任能、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为民谋利、公正无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内容。这些内容成为历代贤明君主及政治家的治国导向，反映出中华先哲治理天下的高瞻远瞩，体现了历代明君贤相治国安邦的深谋远虑，凝聚着古往今来清官廉吏的实践智慧和价值追求。

　　传统廉政文化为新时代反腐倡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正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借鉴，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落实巡视制度，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成效显著，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面对阶段性胜利，是继续前进还是就此止步？是从严从紧还是逐渐宽松？党的十九大鲜明地为下一阶段反腐败树立起了新目标，即夺取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显示了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如磐石的决心。新时代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唯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才能赢得人民，赢得民心，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习近平同志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思想源泉和丰厚滋养，十九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创新正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当代创新的结果。而这一理论创新也因民族文化的血脉和根基而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成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指针。

　　在中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必将能带领中国人民从历史走向未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行，把中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西藏网文/杜玉芳)

　　作者简介：杜玉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