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涉疆谎言写成“论文”，就成事实了？｜真相

　　在舆论博弈场上，虚假叙事最怕事实，最爱“包装”。一些西方所谓的学术研究，不靠真实证据支撑，反而靠自创晦涩理论、堆砌专业术语，试图给自己镀金，把刻意编造的谣言，包装成看似客观严谨的“学术成果”。然而，这种伪学术套路，明眼人一看就能戳穿，毫无说服力。

　　2026年7月，曾多次炮制涉疆虚假报告的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在国际期刊《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上刊发所谓“论文”《调查性政策分析：借助民族志立场研究受限威权语境下的秘密国家政策》(Investigative policy analysis: Leveraging ethnography’s postures to research secretive state policies in access-restricted authoritarian contexts)，抛出所谓“调查性政策分析”(Investigative Policy Analysis)的研究方法。

　　他声称，该“方法”借鉴并弥补了多种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不足，就算无法实地进入新疆调研，也能依靠网络资料、公开文件等数字空间中的“只言片语”，完成“远距离取证”，还原所谓“隐秘的国家政策”。

　　这篇论文篇幅冗长，靠堆砌概念、自我印证，试图“自圆其说”，但细究后就会发现，这套自创方法论充斥着主观预设，逻辑漏洞百出。

　　第一，偷换民族志核心要义，概念嫁接名实不符。郑国恩宣称，自己的方法借鉴了民族志研究思路，能通过文本分析还原真实情况。但殊不知，民族志的内核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在于长期的田野沉浸、参与式观察，以及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交谈相处，真正了解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和想法。即便是数字民族志，也需要长期深入网络社群，与网友真实密切互动。

　　而郑国恩全程没有实地走访、没有面对面交流、没有倾听民众心声，仅仅依靠网上碎片化文字、公开资料做主观解读。这种单纯坐在电脑前的文本推演，和真正的民族志研究相差十万八千里。

　　第二，预设结论、倒推证据，是典型的带着偏见做研究。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格外强调反身性与可证伪性，研究者必须不断审视自身立场、身份带来的偏见；同时允许结论被事实推翻，绝不先定答案、再找证据。

　　郑国恩标榜自身采用“批判实在论”立场，可整套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中国存在隐秘压迫政策”这一既定结论。

　　郑国恩本人，也并非中立学者。他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者，被美西方反华政客收编，长期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污名化新疆的不实证词，其政治立场显而易见。

　　整套方法从源头就排除了其他解释存在的可能，所有检索、文本解读，都服务于预设结论，属于典型的“先射箭、后画靶”，完全背离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

　　第三，异化“三角验证”逻辑，把多方材料交叉印证，沦为偏见的循环自证。郑国恩反复鼓吹，这套方法可以整合卫星图像、政府采购文件、政策文本、媒体报道和“流亡者证词”等多元碎片化证据，对论点进行“三角验证”，以保证其严谨性。

　　但“三角验证”成立的前提，是研究者保持客观中立，对材料做多元解读。倘若研究者戴着有色眼镜来筛选、审视全部资料，再多来源的数据，也只会被拿来印证预设的偏见，“三角验证”就此沦为“多渠道的偏见互证”。

　　何况，互联网本就存在固有局限：关键词选择、搜索引擎算法，都会带来信息筛选偏差，极易放大本就偏颇的结论。郑国恩寄希望于“不同研究者交叉验证”来抵消上述弊端，但这种交叉验证不过是从一个人的自说自话变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难以保证研究的公正客观性。

　　归根结底，郑国恩费尽心思包装这套自创方法论，目的就是为“再教育营”“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等涉疆谣言披上学术外衣，但这种研究方法成为不了谎言的“遮羞布”。

　　以所谓“强迫劳动论”为例，他选取“拾花”作为特定关键词，检索收集来自政府、官方媒体和地方网站的文本进行迭代编码，将基层政府开展富余劳动力就业引导、劳务对接的正常工作，直接定性为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

　　实际上，这种推论毫无严谨性可言。季节性采摘用工，是全球农业产区十分普遍的现象。新疆部分尚未完全实现机械化采摘的农田，也会在丰收季面向全社会招收季节性临时工。这类岗位工期短、日薪高，对新疆内外各地、各民族想要增收致富的务工人员都很有吸引力。

　　此外，与其他工种一样，季节工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受到中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严格保护。基层干部在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聚集地区宣传转移就业，初衷是减少信息差，为村民介绍更多增收的机会。无论何种形式的劳动转移，都建立在群众个人自愿的基础之上。

　　郑国恩无视各族群众真实诉求，把为民谋福利的民生工作刻意污名化，本质就是为美西方对华制裁炮制虚假的“学术背书”。这种政治投机行径，早已突破学术伦理底线。

　　无独有偶，即便是部分声称在新疆进行“实地考察”的所谓“独立研究者”，同样会被固有政治立场裹挟。

　　土耳其记者兼作家塔哈·克林奇曾到访新疆多个县市。他声称，新疆大部分清真寺都没有对外开放，没有集体礼拜，在路上听不到宣礼声。结合他掌握的“可靠信息”，新疆维吾尔族被“严密监控”、“被迫”与汉族通婚，民族风格、历史街区和文字语言都被“抹除”，克林奇因此认定新疆正在进行针对维吾尔族的无声“同化”。

　　克林奇虽然到过新疆，但他所谓的“实地调查”，只是囿于既定政治立场，在新疆各地的走马观花，既没有深度参与新疆各族群众的生活，也没有与各族群众交谈，真正理解他们的想法，全然凭想象捏造“证据”。这样的“田野调查”，同样丢失了“主位”视角，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谎言的重复。

　　方法无罪，罪在人心。很多活跃在国际涉疆研究中的所谓“专家学者”，实质上是美西方培植的以疆制华的“学术打手”。为达成政治抹黑目的，他们要么误用、曲解成熟的社会科学范式，要么甚至自创一套站不住脚的方法论，靠着断章取义、主观臆测，把谣言谬论包装为“高大上”的学术成果。

　　先定调子、再凑证据的伪学术，无论引用多么繁复、概念多么时髦，终究经不起现实的检验。违背良知与学术底线的“研究成果”，终会被事实戳穿，被钉在国际学术界的耻辱柱上。

　　(中国西域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部 孙艺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