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现代化路径选择

　　【伍之管见按】一个理念，激活了两千多年的文明记忆，连接着历史、现实与未来；一个倡议，激发了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追逐梦想的热情，造福世界，惠及全人类。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伍之管见”专访，回望并展望“一带一路”。

　　郑永年：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舞台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过去十多年间国际社会最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而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这既是一项伟大的发展项目，更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旨在推动全球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共同繁荣。

　　尽管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指手画脚，甚至竭力妖魔化，但合作伙伴国家非常欢迎“一带一路”倡议。道理很简单，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地缘影响力扩展战略，但中国坚持发展初心，合作伙伴国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利益。

　　多年来，随着国际层面地缘政治和西方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崛起，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抬头，一些大国把安全置于发展之上，甚至把发展安全化，全球范围内缺少发展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价值和实践目标对全球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而获得广泛认可。

　　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为全球提供的一种现代化路径选择，让“共同富裕”理念由内而外延伸。各国追求现代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当它们长期追随的西方模式出现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自然对它们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第一，当前的国际秩序自1945年建立以来，基本保障了二战以后长期的国际和平，尤其是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然而现有的国际秩序正在逐渐瓦解过程之中。一方面，在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成为了目前破坏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美国的种种行为，包括“美国至上”、实行单边主义、退出多个国际组织或条约、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组建基于价值观之上的集团、推行世界两极化等，削弱了联合国体系的威信，加剧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疲软，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全球化浪潮正快速地向逆全球化转型，国际经贸往来的减少削弱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再叠加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与社会不平等问题。二战以来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无法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问题。

　　第二，以西方价值观为规范的国际秩序无法满足现有需求。用一句话来说，国际秩序的危机是由于今天的国际社会不仅缺少好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在产生太多坏的国际公共产品。需要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并不是没有能力来提供足够多的好的国际公共产品，也不是没有能力来减少坏的国际公共产品。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富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科技的进步则为人类提供了无穷的能力来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是国际社会不合作的结果，是国际格局改变后国际实力与国际权力不对称的结果。

　　应当承认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起源于西方的全球化客观上促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然而这也客观上导致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随着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了不满。今天的局面充满矛盾。一方面，依然在理论上占据国际秩序核心地位的西方（如七国集团）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国际问题，另一方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但它们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得不到与其能力相应的表达。

　　在全球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追赶难度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路径与现实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在物质层面推动了相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与中国的外交基本方针一脉相承。

　　郑永年：“一带一路”倡议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世界秩序观，为构建更具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新型世界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一带一路”的开放与包容精神。“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共同发展的战略，倡导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不针对第三方，不经营势力范围，任何有合作意愿的国家都可参与，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而且“一带一路”并不苛求囊括所有成员的、统一的制度性合作模式，因此不仅有涉及制度化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还有形式多样的非制度性合作方式，如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国际大通道、产业园区及国际产能合作等。

　　“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倡议既遵循了国际合作的一些基本规律，同时为了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展现出很多新的合作理念。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它的运作方式类似于维基百科，其规则是由参与国共同书写的。中国更多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而非领导者。“一带一路”的实施当然需要规则，也必然会产生规则，但这里的规则书写方式与西方霸权思维所说的“规则”完全不同。“一带一路”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而不是通过书写规则来实现发展。亚投行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一方面吸收了国际通行的一些规则，另一方面是各国参与进去以后“共享规则”。

　　中国最主要的目标是引导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书写规则，或者把西方书写规则的权力竞争过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其中的规则是在中国和所有这些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中国事先书写好，再加于这些国家之上的。

　　郑永年：值得期待的是加强规则建设，推动形成更公正、更合理的规则。要引入国际通行规则，与国际规则更加接轨；要充分考虑共建国家的利益诉求，积极利用国际机制对需完善的规则进行修正、补充；针对尚缺规则的新领域，积极主动把握机遇，利用“一带一路”的联通优势，共同推进国际规则制定。在规则建设阶段，可以展望以下几点：

　　一是可以展望，“一带一路”将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更加倾向于民生经济发展。投资重点会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为规则建设提供经济基础与产业载体，更加惠及共建国家百姓。

　　二是可以展望，“一带一路”会更加侧重民间交往。合作共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也是关键。“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面临更高的要求，需要民间交往发挥更大作用。

　　三是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带将在“一带一路”未来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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