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眼中的欧美危机与中国智慧 ——再读李约瑟《欧亚之间的对话》

　　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教师爷自居，居高临下对世界很多国家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动辄挥舞制裁大棒，甚至武力相加，给世界带来巨大动荡和灾难。美西方的这一做法受到广泛批评和抵制，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呼声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读李约瑟70年前发表的文章《欧亚之间的对话》，不无启迪意义。

　　中西比较是李约瑟研究世界文明史的重要方法，他的《欧亚之间的对话》一文同样以中西比较为基础，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弊病与传统中国民本思想的优势、欧美法制的局限与东方司法思想的和谐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中阐释文明互鉴、世界共同体的核心思想理念。

　　欧美民主应向朴素的中国民本思想取经

　　李约瑟认为，西方的所谓民主观念如同它的文化一样，内部存在严重的分裂和矛盾。对于民主的内涵及其实践方式的理解，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东欧人和西欧人不一样，在某些方面严重对立、冲突甚至势如水火。解决西方民主症结的出路在哪里？《欧亚之间的对话》一文给出的答案清晰明了——在许多方面需要向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取经。

　　李约瑟指出，一直到18世纪，欧洲社会“国王的神圣权力”才得到承认。但是在中国，类似的神化、固化君权的命题——“天命论”在2000多年前就被当时的法家抛弃了。李约瑟进而认为，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就有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爱民之所爱，憎民之所憎”的民本思想，才是民主应有的本质，这正是欧美西方国家应该学习的。

　　李约瑟直言，当代欧美国家“什么都不缺，只缺善良的愿望”，即缺乏对普通百姓的真正同情和理解，没有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制度目标，把真正满足“人民的需要”放在施政首位。这种政治伦理观念正是中华文明的长处所在，因为中国“有一种不依靠超自然力量的伦理学和不以原罪的悲观论学说为基础的伟大文化传统”。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李约瑟郑重提出“这个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孔子和老子”。

　　面对西方社会治理已经出现的各种乱象以及西式“民主神话”的破灭，李约瑟从伦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科学、伦理及民主观念的关系内涵。他提出首先要厘清“科学究竟为谁而存在”，这才是“民主最深刻的意义”。他认为，如果科学不能为人民服务，所谓的民主就没有任何意义。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曾听到欧洲人坚持认为，既然只有我们才懂得什么是民主，那么用（科学武装起来的）武力把我们的观念强加给非欧洲人就是我们的责任。”其实，所谓西式民主的扩张，本质上就是资本打着民主的旗号，在世界范围内肆意践踏其他文明社会的民主与民生，科学在这里成了他们在全球攫取利益的血腥工具。“他们的科学”甚至不是为了本国人民而存在，而是为了资本而行动，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国防”而存在，为了特殊的资本利益集团而存在。

　　纠偏欧美法制的局限应从东方司法思想中汲取营养

　　李约瑟从源头分析了欧美法制的局限。他认为，“希腊人最早根据数目有限的公理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整个自然知识假定的欧几里得观念”，这对近代科学得以在欧洲发展起到了基础作用。但是，如果认为罗马法的抽象特点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相吻合，进而认为这种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法律也被看成欧洲文化的丰碑，这显然并不成立。同样，以此为基础的在“不受控制的各种前提之间编织罗网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很快蜕化为宗教裁判所可恶的教条”。李约瑟进而指出，“在当代，我们先后看到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出现。主权国家之间的各种协定要服从法律规则。但这是些什么样的规则呢？当然是欧洲的法律规则”。这种“单边规则”导致现在西方最好的法学家致力于解释“集体安全”之类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世界上最工业化的强国用空中力量彻底摧毁世界上最不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和幸福萌芽”。

　　基于以上思想基础和行动逻辑，欧美所取得的所谓普遍性的自然科学成就并不是“法学家、神学家和政治家的业绩”；那种“凡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发展起来的东西都有普遍性，凡欧洲的东西也都有普遍性”的假定是不成立的；那种认为罗马法“显然”是人类思想在法律领域内的最大成就，希腊哲学当然是最接近人类达到过的形而上真理的哲学，基督教揭示和要求所有人都相信的是绝对真理等观念，也是荒唐至极的。

　　对于以上局限，《欧亚之间的对话》这样描述：“当西方有赞成法律虚构的倾向时，东方却不大为职业巧辩所支配。……古代中国熟悉法律规则，但在意识上更喜欢公正的规则。”因此，这方面“欧洲人不应该再认为他们从东方司法制度学不到什么东西”。

　　厘清世界科学史源头 当今文明更需交流互鉴

　　李约瑟的文明观从未在欧亚文明的优劣问题上进行“二选一”的判断，他更重视从长时段中分析各个文明之间的互鉴。李约瑟认为：“人人都应该明确懂得，欧洲没有产生‘欧洲的科学’，而是产生了普遍有效的世界科学，这是唯一可以最自由地与世界上所有民族分享的东西，实际上不只是欧洲一个民族为它的形成奠定了科学基础。”

　　随着其他民族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为扩大人的认识范围、进一步提升科学技术水平作出贡献。也就是说，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包括亚洲人民在内的全世界文明互相交流的结果，过去是这样，将来更是如此。“欧洲人认为科学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唐的。他们可以得到永远专利证的保护，但这无关紧要，科学永远属于世界大家庭。”因此，基于科学是欧洲人的私有财产这种理由对其他国家进行封锁遏制，就显得更加不可理喻。

　　然而，基于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于欧洲这个历史事实，大西洋两岸在几个世纪里产生优越感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统治扩张心理。在今天，这种心态已经变成对世界的威胁：他们总是设法把典型的西方观念强加给其他民族，后者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用最先进的武器迫使其屈服，甚至将其摧毁。

　　李约瑟曾作为国际和平委员会成员深度参与调查美国在朝鲜实施细菌战一事，美军的反人类行径使得他对欧美社会带给其他文明的灾难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提醒欧美国家：“在亚洲人看来，掀起所谓‘自由世界’的浪潮并非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而是要对付某种政治意识的诞生、民族独立运动和亚洲各国人民争取工业化从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换句话说，亚洲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倡所谓自由、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洞若观火。所谓“民主自由”只是幌子，本质上还是西方资本利益集团欺压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阻止他们过上美好生活。

　　事实上，欧美同时代有许多有识之士像李约瑟一样为不同文明的互鉴交流、平等相待而奔走呼号，并投身于伟大的实践中，“欧洲人应遵循像施韦策这样的医生、路易·艾黎这样的工程师、白求恩这样的外科医生”的忠告，改变欧美人在世人心目中的糟糕形象，“不应再作为汽油弹、地毯式轰炸和原子弹技术的发明者出现在其他人类面前”。

　　欧美国家内部的毒品枪支泛滥、种族歧视盛行等问题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痼疾，始终困扰着西方社会。怎样解决他们自身的这些问题？作为科学史家，李约瑟基于宏大的世界长时段历史范畴，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从有利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进行对话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仅从欧洲人的观点来考虑，欧洲的问题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必须通过由亚非各国人民所构成的人类大多数的眼睛看欧洲，看欧洲的历史及其成败”。“我们需要坚信，任何种族主义和文化优势信念都是与世界共同体背道而驰的。”文明对话、共享互鉴成为李约瑟思想中破解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