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美国：对妇女、儿童完全无动于衷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26日发表题为《无情的美国》的文章，作者是该报专栏作家帕梅拉·保罗。作者痛斥美国怜悯之心明显缺失。“罗诉韦德案”裁决遭残酷推翻以及在两起可怕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公共场合持枪权得到扩大就是明证。全文摘编如下：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临近，随之而来的是旗帜、烤肉和高涨的爱国主义，而我发现自己在思考美国例外论。是什么使这个国家在道德或理想方面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独特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着美国对待本国公民的方式？

　　我要痛斥怜悯之心的明显缺失。

　　“罗诉韦德案”裁决遭残酷推翻以及在两起可怕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公共场合持枪权得到扩大就是明证。二者都得到最高法院允许，最高法院本应是负责为其公民提供最高标准司法的机构，却对美国妇女、儿童和家庭的生活完全无动于衷。2021年1月6日的可怕事件或我们对大流行管理不善也是明证。一个继续把人们视为行走的损益表而不是应得到同情和关怀的人的医保制度也是明证。

　　我看到，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残忍倾向。尤其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种无情的特点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活着，也决定了关于谁会死去的法律。

　　我所阅读的有关大流行的三本书提供了更广阔深远的背景，使我注意到这些问题。其中2014年出版的两本书的书名都明确提到怜悯这一问题：布赖恩·史蒂文森的《正义的怜悯：正义与救赎的故事》和阿南德·吉里达拉达斯的《真正的美国人：得克萨斯州的谋杀与怜悯》。两本书都凸显这个国家将那些可能想要活下去的人判处死刑的倾向。第三本是今年出版的埃米·布卢姆的《爱：爱与失的回忆录》，探讨了这一等式的另一面：当濒临死亡的人想要去死时，我们的冷酷无情。

　　当涉及某个在死囚牢内为活下去而战的人或某个在生命尽头渴望拥有死亡权利的人时，美国通常会选择那个最缺乏同情心的选项。

　　《正义的怜悯》对我国刑事司法体系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有力控诉，该书清楚地表明，对于那些最没有能力反击的人，情况是多么不利。这个体系几乎完全放弃了改造努力，而是在前重罪犯离开监狱很久后继续惩罚他们。这个日益私有化的体系更关心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提高生命的质量。这个系统几乎没有为同情或救赎留下任何空间。

　　《真正的美国人》讲述了孟加拉国移民莱斯丁·布伊扬的故事。2001年9月，他被白人至上主义者马克·斯特罗曼击中面部，后来他要求对后者宽大处理，但没有成功。通过这两个人的故事以及这个令他们失望的司法系统的扭曲道德观，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是如何挥霍“9·11”事件后短暂存在的凝聚力的。在可轻而易举获得的枪支和煽动仇恨情绪行为的助推下，凝聚力让位于“我们对他们”的心态。

　　在最坏情况下，我们自己以种种已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方式表现出一种不可否认的无情。小错被视为死罪。道歉往往是被迫的，真正的原谅很少见。在努力确认和谴责敌人的过程中，我们不允许人们作出弥补。对正义和问责的追求往往偏向指责、报复和放弃。

　　无论如何，当民调显示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这些政策时，把这些政策完全归咎于美国人民是不准确的。大约六成美国人认为，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堕胎是合法的。少数——约39%，仍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美国人反对死刑。然而，大多数人承认，无辜的人可能会被处决，而且，实际上现行体制是种族主义的。

　　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我们美国人未必支持的政策？

　　我们该如何要求刚起步的年轻人或那些已看到如此多进步遭逆转的老年人关心一个似乎下定决心对他们不管不顾的国家？我们如何在7月4日为一个其法律和制度往往不能激发出我们身上最好一面的国家举行庆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