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复合体：一头嗜好“烹制”战争的“怪兽”（环球热点）

　　当地时间4月13日，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八大军工企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讨论加大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等问题。美国防部已经重新组建了一个团队，以加快美国政府批准美国国防承包商生产武器的销售和转让速度。美国军工企业赚翻了。这也让美国军工复合体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军工复合体是指由美国军方、国防部、军火制造商、国会议员、国防科研机构、智库、舆论界等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是一个隐秘的超级利益集团联盟。多年来，军工复合体这颗“毒瘤”的影响深入美国社会肌理。为确保军火生意长盛不衰，美国军工复合体一直在制造假想敌，为了“点票子”而不惜“递刀子”，干着“战争贩子”的勾当。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是笔大生意。”

　　

　　源起与发展——

　　从渐成规模到逐步失控

　　“军工复合体”一词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提出。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演说中警告民众，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他当时说，“强大的军事组织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联姻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现象”，“我们必须防止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应当有的影响力”。

　　有意思的是，最早对军工复合体提出批评的艾森豪威尔，恰恰也曾是其重要推手。1946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一份文件，强调军事与民用科学家、工程师、行业、大学等相关领域之间，要建立紧密的合约关系，这就需要极大地扩张国家的安全系统，让科学和工业部门都团结在军队周围。

　　1956年，美国知名政治学家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一书发表，最早从学术角度讨论军工复合体。该书认为，美国是由权力精英作为统治阶层所组成的一个伪民主社会。而这个权力精英由美国企业富豪、政治董事和军界领袖共同组成，共同制定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是一个控制了集中权力的“小集团”。

　　军工复合体不是一蹴而就的。

　　“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成长为全球第一工业强国。这驱动其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去延展和保护海外利益，为军工复合体的形成奠定基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腾军对本报表示，一战期间，美国军工产业获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军工企业都逐渐拥有了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生产能力。

　　二战和冷战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爆发式增长提供了重要契机。张腾军认为，二战中后期，美国参战，给军工复合体带来新一轮大发展，也为其在冷战时期全面崛起铺就坦途。冷战时期，军工复合体通过政府不断派发订单的方式迅猛发展。但这种增长并没有一个有效的保障机制。朝鲜战争爆发后，军工复合体推动美国政府，将这种政府与军工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进一步机制化，进而保持高速发展状态。

　　西班牙《起义报》网站近日发表《美国及其对战争的热爱》一文指出，对于美国军工复合体来说，拥有一些制造出来的、可操纵的和令人信以为真的敌人至关重要。

　　“苏联作为一个外部威胁消失后，美国军工复合体一度沉寂。在此背景之下，他们发动宣传攻势和游说力度，寻找新‘敌人’。后来，‘反恐’成为最佳借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陆续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对外军事干预行动。冷战结束至今，为维护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军工复合体迎来新发展时期。”张腾军说。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发动的战争大都是军工复合体驱使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玮对本报表示，美国占据地缘上的有利地位和单极时代的有利形势，试图尽可能多地占据战略优势，打的旗号是“民主”“人权”等。这些价值观输出往往也是军工复合体资助的研究成果。此外，军事部门通过资助智库和媒体力量，将一些有利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念大众化、普及化，形成一种上下互动的格局。军工复合体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伪装成国家利益，通过国家机器来实施。

　　扩张与好战——  

　　从四处游说到参与决策

　　美国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指出，战争需要有人来准备和“烹制”。美国军工复合体就是一头嗜好“烹制”战争的“怪兽”。这个庞大利益集团不断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往战争方向推，通过制造战争和冲突、挑动军备竞赛来获取巨额利润。

　　“军工复合体不是从外围角度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而是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的一部分，是美国对外军事干预行为的催化剂和驱动器。”张腾军分析，长期以来，军工复合体向美国国会以及政府部门输送了大量听命于自己的人才。这些人变成决策者，让军工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顺理成章直接进入政府决策；在美国看似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中，政商“旋转门”和媒体合谋，让军工复合体拥有巨大的话语权，鼓动政府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或参与到世界各地的冲突中。

　　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揭露，过去20年，为影响国防政策，美国军工企业仅游说费用就高达25亿美元。美国的政商“旋转门”更是不断助推军工行业发展。2014年至2019年，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内的1718名国防部高级官员或者采购官员跳槽到军火商企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鹏对本报表示，军工复合体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主要扮演四种角色：一是智库，即在政策和战略层面，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意见建议；二是人才库，为美国对外政策培养和储备人才；三是政策执行者，政商“旋转门”促使美国对外军事干预行动加速落地；四是绑架者，通过资金支持、人才支持、掌握舆论等方式操纵美国政府的决策方向。

　　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深谙美国军工复合体种种“套路”的富兰克林·斯平尼指出，美国国防部被资本牵着鼻子走。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常被学术界和媒体忽略。军工复合体首先通过经济和就业影响关键选区，进而左右政客主张，同时通过妖魔化对手和夸大安全威胁来操纵选民情绪。

　　“作为美国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军工复合体绑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张腾军表示，美式民主宣扬每个美国人都有一票，但普通选民根本无法与军工复合体中大财团所付出的竞选投入相抗衡。因此，普通民众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被极大稀释。

　　“美国的全球干涉主义政策能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这与军工复合体在冷战期间超规模扩大有直接关系。”王玮表示，冷战时期，美国军工复合体已形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全球战略投射能力。很多美国参与的军事集团和条约体系，都有成文的条款或不成文的规定，即所有成员国都必须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美国依靠构建同盟体系，将自己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构想扩大到全球范围，形成了一种军火供给垄断机制。

　　嗜血与贪婪——

　　从疯狂敛财到军费高企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五角大楼、K街（游说公司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聚集地）、军工企业以及整个国会大厦内，都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近日，富兰克林·斯平尼在《国防开支的毒品如何毁了理性的国家大计》一文中写道，过去30多年来，军工复合体的整条利益链都赚得盆满钵满。

　　以阿富汗战争为例，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10月至2021年8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和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这五大美国军工巨头获取的国会拨款总额就高达2.02万亿美元。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的数据，在2020财年，美国国防部签署的联邦合同总额达到4200亿美元，高于其他所有联邦政府部门的总和。在2019财年，这五大巨头“豪取”了占总额近1/3的国防部合同。国防部常常将这五大巨头简称为“总”，意指“总承包商”，他们会再把合同分包出去。

　　今年3月14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5年时间里，尽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却逆势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

　　美国军费也屡创新高。

　　当地时间3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值高达1.5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联邦预算案，其中国防开支高达782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5.6%。3月28日，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包括国防预算在内的2023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草案。草案显示，2023财年国防预算总金额为8133亿美元，历史上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

　　为在军事能力上保持与同时期对手的“绝对优势”，美国在武器装备研发上几乎“烧钱”不眨眼。最新军费预算申请中，采购研发计划支出高达2760亿美元，创五角大楼历史新高。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曾严厉批评美国国防部过去20年的采购流程，称之为“一场彻底的灾难”。史密斯曾表示，美国一直寻求军事压倒性优势，不可能也不可取。这容易释放错误信号，让世界陷入新的冷战。

　　“拱火”与“递刀”——

　　从伤及民生到危及和平

　　在军费支出高企的同时，美国社会各类民生问题得到的资金支持则捉襟见肘。

　　去年12月8日，当美国众议院顺利通过 2022财年国防预算后，对比每年约1750亿美元“重建美好未来”的民生领域预算，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表示：军工复合体失控！

　　“对这项国防授权法案的强烈抗议在哪里？为什么立法者和经济学家没有大声抱怨它对通货膨胀和国债的影响？”罗伯特·莱克尖锐质问，“主流媒体的新闻中几乎没有关于这一点的报道，更没有全国性的辩论。”

　　“军工复合体使美国成为一个穷兵黩武、战争不断的国家。庞大的军事开支严重挤占社会其他领域的开支，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直接影响美国民众的福利。”张腾军说。

　　美国国会议员科里·布什在社交媒体上说：“在当下的美国，展开气候行动、普及儿童保健和预防社区暴力等活动，要比向军工复合体提供近8000亿美元以资助死亡与破坏困难得多。”

　　军工复合体能守护美国自身的安全吗？“因为发动战争树敌太多，军工复合体严重限制了美国保障自身社会发展和国土安全的能力。”张腾军分析，为了军售订单的合法性，军工复合体不断为美国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寻找外部“敌人”。它不断渲染美国面临各种安全威胁，一直找外部的“替罪羊”，为美国国内问题买单。这不仅导致美国真正的社会问题被掩盖，也让国家变得更不安全。

　　“早在一战前，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提出，美国如果长期维持一个强大的军事部门，会引发集权化问题。”王玮认为，军工复合体靠一种隐秘的桌下交易方式运行，对议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渗透是全面的，为美国发动对外军事干预“开后门”，在民众未知的情况下将美国社会带入危险境地。此外，军工复合体推动技术决定论的形成。美国认为自己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进而形成一种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和自我膨胀的社会心理，助长了民粹主义发展势头。

　　半岛电视台评论称，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来自利益集团的政府，并为这些集团的利益服务，而军工复合体就位于这些集团首位。

　　军工复合体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王玮分析，美国为保持军事上的代际领先优势，结果会导致全球陷入安全困境，加剧军备竞赛，增加冲突动荡风险，最终在全球形成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冲突乱局。

　　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几乎是美国驻外使领馆和使团数量的3倍，每年运行成本或高达550亿美元。自2001年开始，这些海外军事基地支持美国在至少25个国家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美国对外战争史研究学者戴维·瓦因认为，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降低了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难度，成为地缘政治紧张的一大源头。

　　“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世界和平，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安全。”王玮认为，要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罪行暴露在阳光下，让更多国家充分认识到，追随美国只会陷入安全困境，而非获得真正的安全。此外，持久的和平需要建立在不同文明相互包容的基础之上，而非通过军事手段压制甚至消灭对方。因此，当面临差异和争端时，各国应考虑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非诉诸武力。

　　“国际社会可以尝试建立一些机制和规则，通过共同决议或者协定的方式，对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链条加以区分和规范，便于更好地厘定军事部门、军工企业等利益主体在对外军事干预中的责任。”张腾军说。

　　本报记者 贾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