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冷战思维”作祟

　　随着俄乌战事继续，国际舆论暗流翻涌。其中，刻意挑动意识形态对立的种种言论大行其道。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直指俄乌战争“是浇醒民主国家政府直面新世界现实的一盆冷水”。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更是明确宣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意味着新冷战的到来”。诸如此类的大量评论与解读充斥着西方舆论场，有意识地将俄乌局势构建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严重削弱了当事各方开展对话与谈判的基础，持续消解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为解决当前危机所做的努力，甚至还表现出了塑造“新冷战”的危险倾向。尽管冷战结束至今已逾三十年，“冷战思维”却仿佛潜藏于美西方政学各界的“伏地魔”，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便妄图卷土重来。

　　冷战思维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对立。学界对于美苏冷战的起源进行了大量研究。无论侧重点有何不同，但多数研究者都承认，代表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与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与冲突是冷战爆发的重要诱因，也是冷战区别于历史上不同时期大国间竞争与对抗的特殊之处。从本质上看，“冷战思维”是一种高度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强调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尤其是通过社会制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来确定和固化“敌人”形象，从而起到对内凝聚共识与对外巩固同盟的作用。在对抗性的话语体系下，“冷战思维”还暗含了对自身价值观与社会发展模式具有优越性及普适性的预设。因此，坚持意识形态对立在固守冷战思维的人士看来不仅具有将自身行为“神圣化”的“道义价值”，还可以在其指导下发挥“克敌制胜”的“武器”功能。

　　冷战结束后，基于美国客观上具备的巨大实力优势，以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意识形态对抗早已被多数国家视为与本国利益需求相冲突的“老皇历”。国家间竞争的核心问题也被认为是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的比拼，意识形态之争退居末席。然而，随着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整体性经济实力的快速成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冷战思维”在美西方精英中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受其影响，美西方在构建对非西方国家战略时的意识形态倾向越发明显，其典型特征就是有意凸显二者之间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差异，更为频繁地使用意识形态话语解释和预测非西方国家崛起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影响与冲击，从而将意识形态之争重新带回国家间竞争之中。

　　在特朗普任内，蓬佩奥、班农等人肆意攻击他国政治制度，并尝试以价值观说服盟友建立统一战线。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高度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疏离了同盟关系，此举并未收到明显效果。美国现任政府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民主党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外交传统，高举价值观外交大旗，以“重建领导地位”为口号，将积极推动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全球范围的巩固视为至关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

　　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美国政府强化了同中俄等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色彩。在2021年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上任月余的拜登总统在演讲中呼吁欧洲盟国同美国一道共同抵御“民主的挑战”，初步显露其决策团队将意识形态差异塑造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倾向。去年年底，美国邀请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所谓的全球“民主峰会”，俨然以“民主捍卫者”自居，高调宣布了“总统民主复兴倡议”，其中包括承诺将拨款4.2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旨在推进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实践”。尽管外界评价“民主峰会”毫无实效，更多只是参会代表们走马观花式的发言，既没有出台具有广泛一致性的决议文件，也未能通过任何促进全球民主事业的协议或章程，然而美国政府仍然宣布将在今年继续举办线下“民主峰会”，可谓不计成本地为美国所认定的“民主”造势。

　　在安全战略上，美国政府更是将推进“民主国家联盟”作为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法宝。无论是“五眼联盟”“四国机制”，还是“美英澳三边伙伴关系”，突出共同的价值观基础成了美国构建地区联盟体系的显著特征。在欧洲方面，2021年9月美国同乌克兰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乌克兰的胜利对于全球范围内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包括提供先进武器和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意愿。这份具有极强指向性的政策声明被分析界认为是促使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诱因之一。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通过政府官方表态、智库学者解读、主流媒体发声等多种途径展开舆论战和信息战，继续强化对俄乌局势的意识形态化论述。拜登新近在华沙发表的讲话就不断宣称“民主将会胜利”，号召“爱好自由”的国家团结一致，力图把当前的局势塑造为“自由与专制的对决”，将俄罗斯的行为动机框定为满足对内专制与对外扩张的需要。与此同时，美西方舆论还开足马力，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实施污名化解读与威胁性渲染，不惜制造和传播“中国对俄进行军事援助”等虚假情报，意图把中国裹挟其中，将中国描述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知情者”和“支持者”，刻意忽视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的一贯立场，明里暗里渲染中国试图坐收渔利的形象，对华进行恶意的政治抹黑与形象诋毁，以防止在美西方出现战略重心从中国转移的“隐患”。

　　从对上述言行的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至少有一部分颇具影响力的政学精英在主动寻求加剧意识形态对立，而其放任“冷战思维”泛滥无外乎出自如下考量：

　　其一，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各国在经贸、科技和人文等方面的深度交流和相互依赖，部分具有所谓“战略前瞻性”的人士对西方地位的相对下降深感忧虑，因此刻意挑起意识形态纷争，试图撕裂在冷战后建立的诸多国际合作共识与利益联结。相较经济贸易制裁、高科技脱钩以及军事武装对峙等硬实力对抗手段，意识形态对抗具有成本低廉但效果显著的特点，尤其对美西方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限，也相对容易掌控其升降级程度。

　　其二，进行意识形态对抗具有某种“主导性优势”。冷战结束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实质就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对非西方国家根植于本土性历史文化和实践经验而呈现出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美国更倾向于运用既有的“主导权”，即包括对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将相容性的“独特”扭曲为异质性的“威胁”。这也构成了美国拉拢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盟友的观念基础。

　　其三，意识形态对立是部分人士对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历史记忆，也是对冷战“胜利”的“经验总结”。美国一些人认为，在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雨历程后，自由主义仍然有生命力，能在同其他价值观的竞争中发挥优势。

　　其四，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对外树立意识形态攻击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两党对立局面，也有利于美国行政当局获得国内宗教、人权团体以及部分选民的支持。

　　不断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似乎正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工具，对于新冷战的鼓吹在美西方也变得越来越有市场。在政治人物的公开讲话、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以及主流媒体的话语表述中，意识形态色彩日渐明显，反映出美国的对外决策环境正在遭受“冷战思维”的侵袭，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受其支配。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警惕21世纪的“冷战阴谋家”用意识形态对立界定未来国际关系的性质。著名语言学家和社会批判家诺姆·乔姆斯基最近提出警告，“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重回冷战老路对国际安全、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有任何正面与进步意义吗？撕裂与对抗难道可以帮助人类成功应对从自然界到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重重危机与挑战吗？这是整个世界都必须勇于直面的问题。

　　（作者：黄海涛 张砚清，分别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