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快看】一个山沟沟里的县城，却出了1500多位博士

　　会宁一中高三学生合影。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我是带着好奇去会宁县的。

　　在此之前，作为在甘肃另一座小县城念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人，我听过这个地方的很多“传说”。

　　父母指责我不够用功：“你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人家会宁娃娃没水喝、没饭吃，一个个下苦学，都考到北京去了，北京都有一条会宁街呢。”

　　尽管我的家乡离会宁县城还有700多里，北京更是在数千里之外，但大人们肯定的语气，让我一度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能读书、能吃苦以及穷，成为会宁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会宁一中，成为回应我好奇的一个切口。在县级中学普遍“塌陷”时，这所中学在去年被列入甘肃的“卓越高中建设方案”。学校也曾收到北大、清华等名校校庆的喜报，感谢中学为大学培养了杰出的校友。

　　校长张贵荣答应了我的采访，他说，可以在学校随便看。

　　一

　　我到的那天是寒假结束后的开学日，一个高中生给我指了一中的方向，她有点遗憾地说，她没考上一中，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要623.5分，她所在的学校只需要500多分。

　　出租车司机得知我要去一中，说一中很好，他的小舅子就是一中毕业的，后来考上了大学，留在兰州当了干部。接着又说他是回族，一中在2018年、2021年都有回族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创造了历史”“攒劲得很！”司机后来又自嘲，“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不知道咋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

　　会宁一中看上去和大多数县城中学没有两样，但也有些许不同——新修的校门右侧有一件浮雕，写着“仁义礼智信”。再往里看，有两座雕塑，一个是抽象派的，类似双手托举出希望，下面写着“人文日新”；还有一个是写实派的，孔子像。

　　在清华的大礼堂里也高悬着一块写有“人文日新”的匾额。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徐葆耕曾撰文：“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都照耀着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长，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张贵荣说了类似的话，他希望会宁一中的孩子在搞好成绩之外，有艺术特长、体育技能，到了大学里，仍然是一个佼佼者，到了社会中，还是一个活跃的、优秀的人。

　　考虑到会宁县在2020年年底才脱贫的实际，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或许只能停留在“想”的层面。

　　二

　　在这个被群山环绕、素有“秦陇锁匙”之称的会宁县，很多人家在中堂挂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这是穷山沟，2020年第一季度，会宁县人均GDP仅0.28万元，在白银市垫底。但再穷不能穷教育，2017年起，会宁县引进免费师范生，有不少于20万元的住房和生活补贴。

　　县教育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自恢复高考以来，该县已向全国输送大学生13万多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500多人、硕士学位的60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149人。

　　因为教育，很多人的命运像县里流淌的祖厉河一样转弯。一位会宁人回忆，他的父亲和五叔分别是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在那个时代家乡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

　　会宁一中教师王国良在1980年考上大专。他记得很清楚，那年，会宁全县只出了56个大学生，他是他们村里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拿到通知书后，“走在路上，社员议论（他）”“亲戚挨个上门”“父亲的腰板也直起来了”。

　　有人开玩笑叫他“国家干部”，更实在的是，在大学校园里，他每个月能领到19元6角的生活费，还有6元的奖学金、4元的医疗费。“当时，一个化工厂的工人每个月才拿22元5角的工资。”王国良说。

　　在大学，花3角钱就能吃一份肘子，1角5分钱就能吃到番茄炒鸡蛋。而以前，除非夏天热狠了，王国良的父亲才会在集上买几个洋柿子（番茄），让他们兄弟姊妹解解渴。

　　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成为“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王国良说，他打头上了大学后，第二年村里就出了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还考上了兰州大学。

　　“通过读书有所作为，让家人不再那么辛苦是我读书的动力。”2020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刘佳维说。她家里有9口人，家庭收入全靠父亲外出打工。

　　运动会上的跳高比赛。

　　三

　　王国良在会宁一中执教30多年，一次，去周边学校参观，他看到教室里贴着“要想生富贵，需下死功夫”的宣传语，还觉得有点夸张。

　　会宁一中的教室里，也有学生贴的标语：“每天六问”——问自己是否学懂弄懂，是否充分利用了时间，是否竭尽全力，是否有所收获，问老师问题了吗，高考目标是什么？

　　校园里，有人会站在学校大门附近的几棵槐树下晨读、晚读。有老师这样鼓励学生：高中三年固定在一棵树下背书。“有可能以前某个状元就是在这棵树下读书的，我们也要认定一棵树，好好学习，争取超过他。”

　　教室里后排摆着空桌椅，学生累了，去那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教室门外也有空桌椅，除了让学生解乏，老师也会在晚自习时坐在那里，一对一为学生解疑答惑。

　　这两年学校注重学生自学，老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薄弱点进行专项辅导，“之前是把一个班当一个人教，现在是把一个人当一个班教”。

　　在午休结束后，一些孩子会主动到讲台，给其他同学讲“每日一题”。“给别人完整地讲下来，自己的提升更大。”高二宏志班的张馨丹说，这是自发的，谁对这道题的把握更好，谁就上去讲，有时候会有争议，同学们就一起讨论，直至将一道题延伸至一类题、一种有效的解题思路。

　　“苦”学带来的不止一面——一些学生也会因此产生较大的心理负担。

　　王乐天是背着舅妈上高中时用过的木箱和煤油炉子，扛着铺盖卷来到会宁一中的，吃的是母亲优先留给他的白面。这些“厚望”，使得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发现自己的短板是“文综”后，高考前的那个寒假，他买了35套文综模拟题。每天五更，听到家里的花公鸡打鸣后，就趴在被窝里开始做题，每天一套，整整35天。他的双肘磨出老茧，至今还有痕迹。

　　进入大学后，一些会宁学子会陷入不善交际、知识面较窄、创新能力不足的“落后”局面。

　　2015年，从会宁一中考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法学后，裴慧慧有过这样手足无措的时刻，她说，专业课会设模拟法庭，要模拟辩护方、公诉方，大一时，她总会在分组的时候说，“我能不能光写辩护词，交给其他的同学去说”。

　　以前的教育方式，可能培养出了一批应试高手，这是当地在创造“高考神话”时隐藏掉的另一面。

　　“没有太大的压力，也没有过多的动力，对自己不了解、对生活没主张、对命运无选择。间歇性踌躇满志然后又继续做着短视的选择，沉迷于眼前的安逸”，张金峰也有这样的担忧，他觉得，如果一直这样，考大学、工作、买房、结婚、在一座城市扎根，“最多也就是可以生活，谈不上成就”。

　　一户会宁人家在中堂挂的对联。

　　四

　　“如果孩子只是一个读书人，不是一个社会人，那他不是人才。”张贵荣认识到问题所在。

　　在一所乡村中学当校长时，一位历史教师告诉他，班上有个学生能把历史书从头背到最后一个字，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历史考得相当不理想。从那时起，他就在思考，老师要怎样改变课堂，学生要怎样把书本知识灵活应用。

　　2012年调任会宁一中校长后，张贵荣决定成为“改革者”，将震撼到自己的东西带到学校——让学生学习辛苦，但不痛苦。

　　他想办一所有温度、宽度、高度的学校。他说，教育要有宽度，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仅盯高考，“以分数论英雄”，“只抓成绩难有好的成绩”。教育也要有高度，对学生的培养标准不局限在县城，要对标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最新的要求。

　　这些“宽高”说起来容易，落实在教学的缝隙里很难。从开始，他就明白，如果靠行政命令去推动，改革只能短命。学校要先改变教师的“教”，再改变学生的“学”。

　　他记得，有一位物理教师，上课很认真，教学能力和水平也很高，但是教学成绩上不去，后来该教师试着自己尽量少讲、让学生多做，课堂果真面貌一新。

　　学校将原本45分钟的一节课变成40分钟，“留给学生合作交流探讨的时间一点儿都不能压，反过来倒逼老师备课、讲课时更加精炼。”

　　学校给教师留时间，不能觉得某个教师不成，就不去搭建发展平台，就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个老师废掉了，就废掉了这一届的学生，甚至是几届、十几届学生。”

　　很多东部学校来这个不塌陷的县中考察。有教师发现，这个穷山沟教育很有活力，这里的教师流动性不大，也没有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教师90%都是会宁籍，对当地教育很深情，很“主人翁”。

　　一位福建南平市的教师表示，“校长就应该像医生那样，为学校的每一天‘诊断’，也要帮助每一个教职工‘诊断’，使学校在这种和谐的诊断中发现‘病灶’，并在自我的反思与管理者的服务中自我痊愈。”

　　五

　　不止一位会宁一中中层领导告诉我，自己宁可不要领导职务，也要当班主任。

　　陈海龙就是其中一员。他对外校一位教师提出的“夸夸法”感兴趣。那位老师提到，他的婚礼从主持到证婚人再到伴郎都是学生客串的，这让他很羡慕。

　　他把这套“海夸”用到了教学中——学习差了夸同学字好，字写得差了就夸同学完成作业态度认真。

　　班里一位同学因为沉迷看小说，成绩退步，他在批评即将脱口而出时选择了“刹车”，反而用一套《大秦帝国》和学生打起了赌，许诺他，高三毕业后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就把这套书送给学生。“强人要有强大的意志，要会选择”，他觉得，这本书能告诉学生这个道理。

　　教导处主任温振堂现在还带语文课。学生说他“如深潭是温，似高山是振，元气满满感染他人是堂”。温振堂谦虚，觉得这是学生有才。他的桌子上，有一本摊开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春天夜晚里，他也会主动提起郁达夫《春风沉醉的夜晚》。

　　他鼓励学生读报纸、朗诵，提出不同意见，高三总复习时，他也让学生去思考命题人的思路、相互点评同学们的观点看法。

　　年轻教师马英英研究生毕业于中南大学，去过斯坦福等多所大学交流，履历漂亮。

　　她发现，哪怕她教的宏志班有整个学校成绩最好的孩子，但大家还是有点儿怕说英语。她挨个儿鼓励，给每个人发了她设计的奖牌。

　　她教学生流行的课桌舞，带着学生读英文原版小说、英文报纸，探究英语学习方法，合力完成一本英语学习笔记……

　　渐渐地，孩子们不再惧怕英语，他们看用英语讲授的物理课视频、讨论时下的新闻热点。

　　马英英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着作为老师的“幸福感”，学生亲近她，一会儿叫她“领头羊”，一会儿又叫她“新世纪的啄木鸟”，还戏称她是 “爱因斯坦”，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喊她“英子姐”“老英”……

　　一次，班上的英语没考好，班里有同学给教师写了一封古文道歉信。信的最后是，“吾辈必能以此为戒，因矢于先生：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而改之，是谓进矣。学生必进，岂无过焉。既往不咎，未来可期。”

　　马英英在假期里没有布置作业。这也是她的教学风格，她觉得假期就是玩，放松，开阔眼界。

　　开学后，孩子们都带来了自己总结的英文笔记。

　　“现在，我们的学生明白了，即便没有给出选择，他们的人生也可以豪华定制。”马英英说。

　　孩子们假期边放驴边读书。

　　六

　　“老师成长为完全的老师，孩子离成长为完全的人的目标会更近。”张贵荣说。

　　老师努力让四周的山峰不限制孩子们的视野。高一新生入学，要在“体育、艺术”两大类10多门校本课程中选课，同时，至少加入一个社团，培养一个“特长”。一位地理教师平时喜欢跳拉丁舞，办起了拉丁舞社团；一位政治教师，临近退休却在书法社团里挑起了大梁。

　　美术教师马伟斌上素描课，他编了一本校本教材。考虑到学生并非“美术生”，他对教材里的内容多次筛选，将常出现的16个石膏体简化成正方体、圆柱还有球体，“时间有限，既然要学就学最精华的部分。”马伟斌解释，这三个石膏体几乎能组成其他所有的石膏体。

　　玩并没有耽误学生学习。体育教师任海亚至今与2015级足球队的学生保持着联系，那是他进入会宁一中后带的第一支足球队——18个学生，10人考上了研究生，还有3人读到了博士。

　　学校的硬件不算好，社团有些简陋，教具、器材大多来自捐赠。航模社团的指导老师李重君说，刚学航模时，他不敢飞，因为这些都是西部的部队给学校捐的，大飞机一个好几千元，怕弄坏，只能反复在网上找教程，买一些便宜的模型来组装、试飞。

　　电子控制技术社团的一些元器件也要从学校淘汰的旧电脑上拆。但这些仍然在学生身上播撒着科学精神的种子。

　　梁开彦曾是这个社团的，高二有大半个学期，每个课间都会跑去社团做收音机，一遍遍走线、一遍遍焊接，直到收音机接收到电台信号。他还在收音机背面焊上了会宁一中和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后来上了大学，他研究汽车灯光的自动转化。如今，他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从事智能家居研发。

　　七

　　穿行东西部学校的张贵荣说，会宁一中不怕与周边任何一个县的县中去比较，甚至也不怕和全国的县中比。

　　在这个梁峁起伏、沟壑纵横，自然环境不优越，常驻人口约50万的县城，学校连续9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在5人以上，二本上线率在2021年达到98%。

　　“教育质量不等于分数，但分数是见证教育质量的一部分。老百姓也会从这个角度去评判教育。”张贵荣说，现在，他不担心成绩，也有好几年时间，不在校门口张贴红榜。他担心的只是没有正常发挥的孩子。

　　16岁的李宁经常和父亲一起组装航模。在动手过程中，父亲越来越多地看到孩子身上的品质，他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思路，不一定要考多好的大学，而是希望儿子成长为有主见、能拼搏的人。

　　希望以后学习信息技术的张婷喜欢画画，她说，哪怕是和相对枯燥的技术打交道，也要在心里保留一份浪漫，“就像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创作，画完之后，这张纸就有了价值。”

　　受邀参加清华大学校庆时，张贵荣发现，清华学生科协的副主席是会宁一中的学生，山沟沟的孩子不是只会刷题。

　　地理课堂。

　　八

　　还有一些“成绩”和成绩无关。一位叫“焦焦”的校友，从2019年参加工作以来，每年资助3名毕业生每人300元的上学车费。不同于其他毕业于名校的校友，焦焦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施工员。他说，这个念头是在2014年学校举办的成人礼上产生的。

　　校警“伏叔”顶着大雪清扫校园的身影被发到了学生“槐花飘香”的视频号里，不少学生为他点了赞。有一条留言说：“每一年无论秋天的落叶还是冬天的大雪，一中校门前的槐树下总有伏叔挥动扫把的身影，扫把摩擦地面沙沙的声音，大概是一中除了书声外最美的声音……”

　　伏叔回应了满屏的温暖，他说希望孩子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然后学成归来之时对我说一声：“伏叔，我回来了”。

　　张金峰说了语义接近的话。在要快速提成绩的那个时间段，我们想着考高分，却很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到了社会上，我们的成长是比较慢的。而现在，从一开始孩子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他到社会上去，走得是要比同龄人更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