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学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何适应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新地位，如何面对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新形势，如何担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任务，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亟待解决的新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号召全党重新学习、善于学习、努力学习，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学会建设新中国。

　　　　　　　　　　　　　　一

　　　　　　　　　　　　　　　　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置于首要位置。为了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49年2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重新审定了一套12本“干部必读”书目。这套图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教材。从1949年到1953年，国家不仅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等中译本，而且又翻译了《列宁选集》（两卷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稍后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集）等著作。1953年中央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配备强有力的编译人员，进一步加强了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的计划性，也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1964年2月，中央作出批示，要求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读书，补一补课，中央同时下发《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提出了30本书，由各地从中圈定，组织地委书记以上干部阅读。对于能够阅读这些书的县委书记，也要适当提倡他们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养成好学深思、钻研理论的习惯。

　　　　　　　　　　　　　　　　这一时期，兴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50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著作的编选、注释和出版工作。这项工作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出做好《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对选集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进一步全面部署。《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12日出版。在第一卷出版发行的第一天，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门前早已等待着许多购买选集的群众，各地党组织通过报刊的社论、评论和电台的广播等多种形式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迅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四卷，于1952年、1953年和1960年相继出版。《毛泽东选集》出版，是我们党教育工作重大事件，标志着党的理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适合一般干部阅读，乙种本适合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阅读。196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要求，从中央一级到县（团）委一级，一切干部，特别是重要的负责干部，都应该精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

　　　　　　　　　　　　　　　　突出学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求全党努力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需的知识。党中央要求从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联共（布）党史”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内容，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全党对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体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提出读书建议，他指出：“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毛泽东又建议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在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

　　　　　　　　　　　　　　　　学习建设国家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因此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当时学习苏联覆盖政治、经济、工业等各个领域。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与苏联专家详细探讨了新中国的建设问题。除了向国外学习，我们自己也开展多方面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半以上干部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了极大困难。1950年12月，政务院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希望通过学习来培养自己的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队伍。在1956年第二次全国干部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5—7年内把区级以上机关干部全部提高到高小毕业水平。

　　　　　　　　　　　　　　　　开展党员党性教育。1961年11月，全国各地开展党员教育，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使每个党员都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中组部和中宣部共同编写《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书，作为各地进行教育训练的教材。这些教育在全党上下深入进行，对于党员坚定政治理想信念、明确政治方向、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深远意义。

　　　　　　　　　　　　　　二

　　　　　　　　　　　　　　　　中央领导组织读书小组开展读书活动。这是这一时期学习的重要形式。毛泽东一方面给领导干部推荐书目，另一方面建议读书要“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59年12月10日起，毛泽东会同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开始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这次读书分别在杭州、上海（火车上）和广州进行，两个月中，毛泽东读完了下册从12章至16章及结束语。毛泽东在整个读书过程中的谈话，经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谈话记录，其中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在海南岛疗养期间，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阅读，特地从北京请来了两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加入学习小组。1959年11月2日至11月22日，刘少奇用20天时间阅读完全书，并进行了9次学习讨论，在每一次讨论中，刘少奇都作了系统发言。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林李明，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负责人，也参加了学习讨论会。周恩来组织读书小组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是在极其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抽时间到广东从化进行的。参加周恩来读书小组的人员主要是中央部门和一些省的负责人，包括几位理论家，小组每天上午讨论三小时。最后三天，周恩来作了八个小时的总结发言，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全党同时掀起一场学习运动。

　　　　　　　　　　　　　　　　通过党校等干部培训系统开展学习。作为领导干部学习培训的主渠道，党校早在革命时期就已经建立，但系统的党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建立起来的。1953年9—10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根据全党理论学习情况，研究了加强党校工作问题。1954年7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的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全国党校教育网。同年12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决定建立由马列学院（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并对三级党校的培训对象、教育课程等作了明确规定。全党由此形成比较完整的党校教育网，并使党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发展道路。同时还建立了部委系统党校和直属机关党校以及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党校。这是党从延安时期建立正规党校教育以来的又一次大发展，党校教育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机构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独立体系，成为培养和训练党的干部的重要基地。这一阶段党校的培训工作，大大提高了党的各级干部的文化知识。

　　　　　　　　　　　　　　　　通过短期训练班开展轮训工作。在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一次新的学习运动后，1961年9月中央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本次轮训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的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这次轮训计划用一年多的时间分期分批训练完毕。轮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各地经过一年多时间，基本完成中央规定目标。

　　　　　　　　　　　　　　　　这一时期，干部党员中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如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王进喜、焦裕禄等。党中央发起了向他们学习的号召，毛泽东等领导人纷纷为有关学习活动题词。

　　　　　　　　　　　　　　三

　　　　　　　　　　　　　　　　将学习作为党经受执政考验的应对之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党在管理城市、发展生产、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几乎为零。这对我们的执政带来很大挑战。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一时期的学习，很重要一方面是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通过学习，党克服了困难，掌握了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本领，党领导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完成三大改造，成功实施并提前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要成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央领导在学习活动中率先垂范。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是促成党内良好学风形成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提升的根本保证。这一时期的学习活动，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给全党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就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典范。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先后六次建议和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而且以自己的读书实践来推动学习。他在1958年三次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批注。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亲自督导学习，他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他也希望党内同志一起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5点50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7分钟。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读书，总计在9万册以上。在中央领导的示范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不仅是真学真用的表率，也构成了学习活动的主导和中坚。

　　　　　　　　　　　　　　　　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展开学习。毛泽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学习活动，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但是这种学习又是密切联系实际的，是紧紧围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展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的指导下，党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上，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现实经验。党又将执政实践中所获得的现实经验及时总结、迅速推广，以发挥它们的指导性作用，从而使党很快提高了自身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才能学得生动、学得深入、学得有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党中央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展开了初步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即是这一时期探索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正确和富有价值的重要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社会主义要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不能废除商品交换，应该重视价值规律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究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需求，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本质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我们党一次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通过学习，迅速改变了全党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使党的领导干部基本实现了从熟习革命和战争到懂得执政和建设的转变。邓小平高度评价道：“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的学习，使我们成功地巩固了政权，经受住了执政考验，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充分表明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作者单位：深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