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深壹度 | 美国通胀困扰，怪得着中国吗？

　　　文|樊宇 新华社国际部经济问题调研员

　　新冠疫情延续一年多来，得益于疫苗接种推进、各国抗疫强力政策实行，全球经济逐步走出至暗时刻。与此同时，久违的通胀压力重回人们视野。

　　年初以来，全球通胀指标持续上升，最直观的反映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通胀压力较为突出，也最受关注。近期一些外媒恶意炒作所谓“中国输出通胀论”，值得警惕。

　　美国通胀背后有哪些因素

　　美国物价自今年年初以来不断上行，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创13年来最大涨幅，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创近11年来最大涨幅。美联储更关注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剔除食品和能源）同比上涨3.4%，创近30年来最大涨幅。

　　　　7月13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家餐厅消费。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美国本轮通胀有着鲜明的疫情印记，也有着结构性因素：

　　一是需求扩张。随着疫苗广泛接种和经济在更大范围重启，消费需求迅速释放，商品和服务价格普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通胀压力。

　　二是供应链瓶颈。疫情冲击、极端天气搅局、再加上物流短缺，全球供应链普遍承压，汽车、半导体、化工和药品等领域尤其明显。以汽车行业为例，由于芯片短缺，大量汽车厂商被迫减产，二手车库存锐减，美国二手车价格4月环比涨幅超过10%。由于不同国家疫情防控效果有别，经济复苏不同步，全球供应链修复程度参差不齐，运转不畅。

　　三是劳动力供给侧难题。疫情让不少人选择主动失业。同时，疫情催生的经济结构性变化，改变了行业间劳动力需求分配格局。求职者技能与行业需求不匹配导致劳动力供需不平衡、劳动参与率低迷。美联储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部分企业因招工难而推迟生产或者缩减服务规模，很多企业需要额外投入成本来招募员工。多数企业认为，未来几个月投入的成本和销售价格将进一步上升。

　　影响美国通胀的短期性因素会否逐渐消退，推动通胀走高的持续性因素会否继续积累，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通胀折射出全球中长期隐忧

　　实际上，通胀压力不仅仅困扰发达经济体。市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也从4月份的3.9%升至5月份的4.5%。今年6月以来，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央行相继开启加息进程。要看到疫情给本轮全球通胀带来的不同以往的特点，也要看到未来可能对全球通胀产生影响的中长期变量。

　　　　这是6月1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联储大楼。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首先，供给约束是推动本轮通胀上升的主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与以往经济危机有着显著区别，传统衰退后的复苏往往难在需求不足，而疫情扰动了供需两端。随着经济重启，积压的需求快速释放，而供给滞后，经济复苏的焦点从需求不足转向供给约束。全球疫情防控及疫苗接种情况分化，导致全球供应长链修复难以形成合力，瓶颈难以打破。

　　第二，主要国家宏观调控从“货币主导”转向“货币财政双驱动”。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调整空间受限的情况下，推出了空前的财政刺激。美国推出“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后继续在财政政策上发力，通过失业救济、消费补贴、减税支持甚至直接向民众派发现金等方式来为经济托底。史无前例的财政扩张使得美国国债GDP占比突破历史高点。庞大的财政资金流入在提振消费和推升通胀方面起的作用较货币政策更为直接。

　　第三，全球通胀温和的基础被侵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通胀中枢不断下行。有观点认为，持续多年的通胀缓和得益于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大潮下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全球化抑制通胀相反的是，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疫情带来的空间上的隔离、产业链收缩等逆全球化趋势，不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分工协作，将推升商品价格。此外，全球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老龄化加速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也成为通胀上行的推手。

　　适度通胀有利于经济繁荣，通胀持续攀升则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通胀超预期上升时，央行的决策受到考验。如果对通胀估计不足，可能导致货币政策调整滞后，或者被迫以更大力度、更快节奏收紧政策。在此情况下，资产价格也面临较大重估压力。

　　有分析人士指出，资本市场对全球性通胀和流动性变局的预期不足，是未来一大“潜在风险”。

　　“中国输出通胀论”太荒谬

　　随着全球通胀压力升高，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媒将通胀归咎于中国，提出所谓“中国输出通胀论”。有些报道试图以中国作为全球工厂的地位和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传导来解释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中国输出通胀论”背后的逻辑十分荒谬。

　　首先，中国并非全球大宗商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多是因为疫情导致的供需矛盾。经济复苏带来需求回暖，而供应链迟迟未能全面恢复。拆解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不难发现，占比较高的住房、能源、医保、金融服务等物价根本不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影响范围之列。

　　　　5月27日，行人走过美国首都华盛顿街头的一家银行。新华社发（沈霆摄）

　　其次，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通胀中枢下行的重要贡献者。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给世界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疫情后中国经济率先企稳恢复、有序复产复工，为全球供应链带来了难得的稳定性。中国出口企业消化了相当部分的成本压力，这实际上有助于防止其他地区消费品价格进一步上涨。

　　最后，相比美国零利率、无上限量化宽松和大规模财政刺激，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为克制与谨慎。这恰恰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在PPI和CPI“剪刀差”加剧背景下，中国央行不搞“大水漫灌”，而是着眼于促进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优先选择全面降准，这体现了货币政策仍然注重在稳增长、防风险和控通胀之间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