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湧：适应引领国际循环变革调整新趋势

　　杨长湧：适应引领国际循环变革调整新趋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循环的动力、模式和规则都在发生深刻变革与调整。我国既要建立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适应引领这个趋势，还要掌握在国际循环变革调整中的主动权，实现从国际循环的融入参与者向适应引领者转变，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既要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还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的驱动下，国际循环的动力、模式和规则都在发生深刻变革与调整。我国应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等新优势适应引领这个趋势，掌握在国际循环变革调整中的主动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近代以来国际循环的三个发展阶段

　　总的来看，国际循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展开，是在世界范围内商品和要素超越国界，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有机衔接，是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的统一。近代以来，国际循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由区域到全球、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间分工结构，呈现后者提供原材料、前者提供工业制成品的循环，财富源源不断由“外围”流向“中心”。这种循环模式带来“外围”地区的财富枯竭与日益贫困，激起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强烈反抗，必然不可持续。

　　第二个阶段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二战后，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形成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产业内分工关系，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商品和要素循环，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但是，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参与这个循环，因此这个阶段国际循环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

　　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全球化阶段。冷战结束后，各国普遍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世界经济进入真正的“大循环”，形成美欧提供消费市场和服务、东亚经济体提供工业制成品、资源富集国提供能矿资源的三角循环格局。这个阶段，我国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抓住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的重要机遇，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成为国际循环的重要参与者，但总体处于分工中低端。要看到的是，这个阶段的国际循环看似繁荣畅通，实际隐含了内在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最突出的是国家之间和阶层之间获益不均，全球贫富差距显著拉大。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下行期，这个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三角循环格局在需求、供给、流通等环节的堵点断点增多，国际循环亟待朝着更加包容、更为畅通、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国际循环变革呈现趋势性特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循环的变革调整是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动因看，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特别是中国发展迅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极大改变着全球消费和生产布局，这是国际循环变革调整的重要原因。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产业出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大规模颠覆性改造，技术和市场日益取代要素成本成为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决定因素，过去国际循环的产业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跨国公司加快调整供应链布局，服务贸易蓬勃兴起，对国际循环变革发生催化作用。在这三大动因作用下，国际循环的动力、模式和规则都将发生深刻的趋势性变化。

　　动力方面，我国成为推动国际循环畅通提质增效的主要力量。从需求看，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世界经济长期疲弱带来的市场需求萎靡不振，是国际循环最大的堵点。我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人均国民收入将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向全球分享开放发展机遇，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成为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从供给看，一些发达经济体鼓动制造业回流，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人为“筑墙”“脱钩”，从供给源头上给国际循环带来障碍。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将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融入国际循环的更多机遇。

　　模式方面，三角循环格局仍将维持但愈加乏力，东亚、北美、欧洲三个区域循环体系渐趋成型。一方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数字技术方兴未艾，智能制造、3D打印等全新生产方式涌现，跨境电商、远程服务、共享平台等广泛运用，深刻改变着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下跨国公司普遍意识到，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过远，大规模长距离的资源和货物供应容易受到各种因素扰乱甚至阻断。同时，在中美欧等主要消费市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伴随这些趋势，跨国公司有必要也有条件加快供应链布局调整，缩短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距离，尽可能贴近市场实现快速回应。由此，以我国为主要消费市场的东亚、以美国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北美和以西欧发达国家为主要消费市场的欧洲，各自内部或形成生产、贸易、消费相对完整的循环体系。

　　规则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要求在劳工、国企、环保、知识产权等边境后规制领域向发达经济体标准看齐，并力推这套规则纳入WTO多边贸易体制。这套规则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入发展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少数发达经济体企图打造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在经贸规则方面给整个世界“带节奏”。我国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探索形成发展导向的互联互通规则。这套规则以发展为导向，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标准“软联通”，不强求边境后规制统一，更能灵活适应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利益诉求，必将对国际循环的变革调整产生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掌握在国际循环调整中的主动权

　　新形势下，如何适应和引领国际循环变革调整的新趋势，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要建立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从而为促进国际循环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实现从国际循环的融入参与者向适应引领者转变，掌握在国际循环变革调整中的主动权，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

　　推动进出口协调发展促进国内国际供需良性循环。一方面，将扩大进口作为联通两个市场、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招，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的功能，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进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出口竞争力带动相关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更加充分的竞争，推动国际市场供需平衡。在持续提升货物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发挥我国人力资源、数字经济等新优势，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出口，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

　　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推动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一方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打造充满活力的市场需求环境、不断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和规范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全面优化外商投资服务，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示范效应，更大力度吸引外资投向研发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加快对外投资方式创新，整合优化现代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实现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更加紧密地结合，有序推进工程机械、铁路、通信等重点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产品、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逐步形成本土跨国公司主导，境内外企业分工合理、高效运作的现代供应链，打造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

　　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畅通。共建“一带一路”给国际循环变革调整带来新气象，也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载体。应深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打造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设施联通网络，推动贸易投资合作优化升级，完善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体系，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长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