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果洛和平解放的那些往事

　　原标题：追寻果洛和平解放的那些往事

　　五星红旗飘扬在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前。青海日报记者 李兴发 摄

　　1952年，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副团长的马万里同志（右），向当地康赛头人赠送礼物。 青海日报记者 李兴发 翻拍

　　1955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成员合影。 青海日报记者 李兴发 翻拍

　　来到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的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红色教育基地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袤的草原上高高飘扬，耸立在眼前的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静默庄严，正面刻有汉藏两种文字的“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字样。纪念碑高8.4米，碑上象征果洛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携手共建社会主义新果洛的三只和平鸽，宁静、平和，似乎向我们诉说着那段红歌嘹亮、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果洛工作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共200余名军政人员从西宁出发，前往果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于8月4日到达达日县查郎寺，并于8月24日，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结合果洛的特殊情况，在查郎寺召开了由三果洛地区各部落头人、宗教上层人士、各界代表共271人参加的联谊会，宣告果洛地区和平解放，果洛草原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冉冉升起。

　　为了纪念果洛和平解放，铭记现实幸福生活之源，坚守未来兴旺之本，果洛人民于2008年修建了此碑。69载风风雨雨，69载春夏秋冬，党的红色印记在高原越发鲜艳。如今的果洛州达日县，迎来富足与丰盈，焕发无限光彩。

　　再现红色历史

　　历史上，果洛一直实行政教合一的部落制度，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头人和牧主手中，直到解放前夕还处在封建割据状态，并保留着某些奴隶制的残余。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相继解放，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给果洛各阶层以极大的震动。

　　1951年12月间，党中央、政务院电召西北局、西南局和青海、四川两省的有关同志进京，会商解放果洛及其隶属等问题。中央决定：(一)果洛隶属青海省；(二)由西北局组建果洛工委和果洛工作团；(三)对果洛实行特殊政策。

　　1952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正式建立了中央果洛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扎喜旺徐任工作团团长，马万里任工作团副团长。

　　解放果洛，是历史的使命，也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工作团的干部队伍是在西宁组成的。西北局和青海省委都很重视，配备了数十名在三、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考验的老干部，分别担任工委各部门的领导工作；调集一大批有文化、熟悉群众工作的中层干部；从当时的西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公学和省级党政机关选拔了七十多名通晓汉藏两种语言的藏族、汉族干部担任翻译；从银行、邮电、商业、畜牧、文教、卫生等部门抽调了一批业务骨干，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还特意从北京一些大医院调配了一批业务精湛的医护人员。

　　工委、工作团组成后，立即在西宁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主要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藏族语言和风俗习惯，学习骑马和训练野外生活的适应能力。经过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进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2年7月1日，果洛工委、果洛工作团和骑兵支队的全体同志，携带着粮食、装备等，从高原古城西宁浩浩荡荡出发，踏上了光荣而艰苦的征程。

　　这次进军果洛，工委反复研究确定了主副两条路线，主线为西宁—贵德—同德，三渡黄河，直达果洛中心地查郎寺；副线沿唐蕃古道西进，从花石峡向东进入格科滩(即现在玛沁县所在地)，主要是为了探明以后向果洛运送物资的路线。副线只派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工委全体人员随大队人马走主线。

　　队伍经过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以后，便进入了茫茫草原。脚下无路，过河无桥，高原缺氧，步履维艰。特别是三渡黄河，困难重重。8月4日，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工作团终于到达果洛腹地——达日县查郎寺周边，并受到当地头人和牧民群众的隆重欢迎，欢迎队伍长达数里。

　　果洛和平解放

　　进驻果洛之后，果洛工作团的首要任务是了解民情，宣传政策，争取民心。

　　当时果洛的部落之间历史积怨甚多，内部纠纷积案如山，人民群众仍处在水深火热中……针对上述情况，工委决定，立即召开全区民族联谊会，宣传党的政策，联络友情，调解纠纷，消除隔阂，为促进团结，安定社会秩序创造条件。

　　果洛首届民族联谊会于1952年8月24日在查郎寺召开，出席会议的民族宗教代表人物约270余人。扎喜旺徐作了“恢复发展生产”的报告，马万里作了“关于加强民族团结”的报告，着重阐明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现有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政策。号召果洛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恢复和发展生产、逐步改善生活，走上幸福的道路而奋斗。

　　联谊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良好开端，工委趁热打铁，紧接着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群众性团结大会。到会各阶层代表313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具体调解各部落之间的纠纷。

　　两次会议期间，扎喜旺徐和马万里等人一举调解平息了38起较大的械斗纠纷。形成了“团结光荣，纠纷耻辱”的气氛，充分显示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

　　次年春季，达日县发生了牛瘟，群众恐慌万状，他们说：“牛瘟像一股黑风，会把牛群一扫而光。”要求工作团赶快救治。工委立即组织了二十多名藏汉干部和仅有的三名兽医，奔赴疫区，采取分群隔离、牛粪消毒、八方封锁等措施，并急电省委、西北局和党中央请求派飞机投药。短短两个月，牛瘟被彻底消灭。

　　为了使果洛各阶层人士了解祖国的伟大和解放后的变化，开阔眼界，工作团于1952年12月间，组织了“果洛藏族参观团”。邀请了57位群众代表，其中有部落头人、有牧民，由扎喜旺徐带队，前往祖国各地参观，在华北、华东、西北，看到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参观了工厂矿区，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进一步在果洛开展工作，向牧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1953年5月，工委组织了4个工作分团，分赴各部落开展工作。各分团走访了全果洛210多个大小部落。每到一处，团员们访贫问苦，开展医疗贸易，实施救济，扶持牧民群众发展生产，广泛宣传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

　　随各分团下去的文工队、民族贸易队、卫生医疗队，热情地为群众和广大贫苦牧民服务，做了许多艰苦却有意义的工作。文工队通过图片展览、演出节目、放映电影、发行图书等活动，向果洛藏族人民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伟大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贸易队正确执行党的民族贸易政策，公平交易，大大方便了当地群众，深受群众的称赞。医疗队深入帐房，救死扶伤，送医送药上门，防病治病，免费诊病送药，群众非常欢迎。

　　当时，草原上到处都能听到牧民们发自内心的称赞：“草原上飞来了金凤凰，共产党给我们派来了世上最好的‘曼巴’（医生），救了我们的命，治了我们的病，这样的大恩大德，比天高，似海深，我们世世代代忘不了！”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马万里曾在文章中这样回忆：“果洛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冬天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当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一年四季没有新鲜蔬菜，主要吃牛羊肉和干菜。口粮和马料要自己到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储粮点去背，烧的全由自己上山打柴、拣牛粪。在背粮途中和打柴时有的同志昏倒在路旁，有的冻破了手指和耳朵。由于缺乏氧气和营养，许多同志的手指甲塌陷，女同志月经不调，怀孕后常常流产。第一年冬天，全团人员住的都是单布帐篷，早晨起床时，被子上一层冰，脸上一层霜。第二年我们发动全体人员打草皮，挖地坑，盖草皮房。当时我这个工委书记住的草皮房子算是好的，雨天也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晚上睡觉要在被子上盖一块油布遮雨，其他同志的住房条件可想而知。还有些同志下帐遇到大雪，迷失了方向，得了雪盲症，冻掉了手指和脚趾……”

　　1952年10月，中国共产党果洛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从查朗寺附近迁至县城东面的吉迈河畔。工作团经过一年多繁忙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且经与各方爱国人士充分酝酿协商，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有关规定，于1953年底召开了果洛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1月1日，正式宣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政府成立。

　　1954年初，大雪封锁了整个果洛草原，交通中断，人粮马料危急，但大家泰然自若，坚守岗位。青海省委救援派飞机空投了大量粮食和物资，及时解除了危困。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全团上下，同心同德，同甘共苦，情绪乐观。很多藏、汉族男女青年在草原上成了家，落了户，成了开发建设果洛的骨干力量。他们为民族团结、草原繁荣贡献了青春，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55年7月2日至8日，召开了果洛藏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规定，果洛藏族自治区改为“果洛藏族自治州”。与会代表一致推选扎喜旺徐为自治州州长。

　　1955年，在原来工作分团的基础上，达日、甘德、久治、班玛等县一级政权先后建立，下属区一级政权也先后经过民主协商逐步建立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结束了千百年来部落封建割据制度的果洛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果洛藏族人民得以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从1955年到1957年，全州社会秩序日趋安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市场物资供应充足，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距离县城东12公里处的吉迈河畔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只有几处残破的土墙还保留着过去的影子，但矗立在此处的果洛建政纪念碑始终见证着先辈们的初心与使命。5.41米高的主雕塑是一名解放军和一位牧民并肩携手，共同高举一面五星红旗，目光坚定看向远方……它和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已经成为达日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多少人眼含热泪、了解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多少人高举右臂，重温入党誓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