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语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阶段文化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议》的说明中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同样也是新发展阶段推进文化治理，实现高质量文化建设的理念先导和思想指引。

　　　创新是引领文化治理的动力之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起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时代，我国文化治理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风云变幻、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多样等现实情况，文化治理如何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如何回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如何顺应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态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首要的就是创新”。我们要始终不移地坚持创新理念，不断增强文化发展动力，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发展阶段文化治理实践。首先，要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紧跟社会发展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合理运用现代表达方式与技术手段，积极推进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入脑入心，“文以化之，文以铸之”，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其次，破立并举，打破思维定势，树立多元文化发展思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寻找新的创新点和发展点，以新思维、新视角看待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博采众长。最后，加强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补齐文化制度供给不足短板。一方面，要将文化治理实践中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用制度的形式固定推广。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为文化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协调是推动文化治理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文化领域，解决文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成为新发展阶段文化治理诸多任务中的重中之重。这要求在文化治理实践中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的理念，正确处理我国文化治理实践中的各种关系。首先，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关系，着重补齐文化供给不充分的短板。《建议》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就要求社会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文化供给就要跟进一步，两者要保持步伐一致、协同推进。其次，要处理好“一元”和“多元”、“守”与“变”、“中”与“外”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中推进文化发展，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坚守传统，又要立足现代，以扬弃的态度、批判的眼光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最后，要处理好城乡区域的文化协调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东部与中西部等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和发展的不平衡，成为文化治理整体水平提升的掣肘。基于此，要依托乡村特点、地方特色，深入实施“文化下乡”工程，积极推进“以城带乡”文化帮扶，贯彻落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转移支付”等举措，促进城乡区域文化协调。

　　　绿色是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亮丽底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发展迎来了春天，文化领域“百花齐放”。但不可否认的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普世”价值等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也出现在我国文化治理场域中。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文艺领域也伴随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现象，甚至一些作品刻意迎合搜奇猎艳，成为利益的“摇钱树”，拉低了人们的文化格调，成为文化治理中的重点和难点，影响文化治理的成效。因此，在文化内容治理上要下大功夫、大气力，激浊扬清。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在多元多样文化相互激荡中立稳跟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奏响主旋律。其次，加强网络技术与新媒体的建设、管理、运用，为健康网络文化内容的传播与发展提供载体与媒介。

　　　开放是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实践充分表明，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经过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要基于自身文化发展实际，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适应本国文化发展客观要求，做好“土”与“洋”、“中”与“外”的有机结合，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规则体系构建。这是提高我国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首先要科学合理规划文化开放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保证文化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开放范围、拓宽开放领域、加深开放层次。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进一步充实自身文化的内涵，为自身文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并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其次，打造本土文化品牌。通过民族文化元素与世界文化有益元素的有机结合，加快文化品牌的培育，持续推动民族特色文化产品“走出去”，更好地实现自身文化品牌的优化与完善。再次，要着力破解文化开放的“中梗阻”。具体来说，要通过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来搭建文化开放平台，丰富文化交流传播渠道，进一步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文企单位、社会文化团体等力量来扩大中外文化合作交流。最后，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主动开放，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文化治理的规则体系。在自身文化发展特殊性中寻找世界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贡献文化治理中形成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升我国在文化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共享是文化治理的本质要求和归宿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人民始终是文化治理的主体。共享是文化治理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发展阶段文化治理的使命就是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文化权益，使人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文化治理成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文化治理过程中贯彻共享发展理念，首先要在文化治理实践中共享优质文化资源。一方面，在文物资源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借助互联网、3D技术、新兴数字终端等技术让藏在“深闺”的文物古迹进入公众视野，走进公众生活。另一方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通过免费开放公共文化设施和举办公益性的文化展览、演出等，降低人民群众文化资源的获得成本，让人民拥有更多的文化获得感、满足感。其次，要加快建构系统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续推进文化共享工程深化、细化、优化，通过借助信息基础设施，使文化治理的资源和成果更有效地惠及各地区。最后，要以文化共治推动文化共享，以文化共享引领文化共治。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仅来源于对文化发展成果的共享，更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文化共治过程中主体价值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好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在文化治理过程中营造良好氛围，鼓励人人参与。通过参与多种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扎实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推动文化“下乡”、文化“入城”等活动，实现全民共治，不断提高共治水平，扩大共享基础，提高共享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