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亲骨肉的女革命家，和烈士遗孤，书写半个多世纪超越血缘的母女情

　　一个是女儿惨遭毒害的女革命家，一个是父母牺牲时尚在襁褓的烈士遗孤，帅孟奇和舒炜在延安结缘，母女情谊跨越半个多世纪。

　　|作者：杨学义

　　人物简介：舒炜，1929年出生，原名沈宗沪，湖南长沙人,曾任文化部、广电部电影局处长。父亲为革命烈士沈绍藩，父亲牺牲后，成为帅孟奇的养女。帅孟奇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顾问。

　　1930年深秋，白色恐怖下的长沙一片肃杀之景。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家中割喉自尽，壮烈赴死。她的怀中，尚有个一岁多的女婴，被发现时，满身是血，仍在吸吮母亲的奶……女婴的亲人将她抱在怀中，并通知远在上海的祖母赶快回长沙。

　　婴儿的母亲名叫舒亚先，不久前，她刚刚失去了丈夫沈绍藩。沈绍藩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处长，在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和苏区来的同志秘密接头时，因叛徒告密被捕。他在狱中宁死不屈，3天后被反动派杀害。强忍着巨大悲痛，舒亚先不得不抱着女儿回到老家长沙，但第一天就被国民党警察局的人盯上了，威胁她3天内说出沈绍藩和地下党情况，否则要被打入大牢。

　　谁也无法想象舒亚先当时内心的挣扎，但不难还原她的险境。被抓进大牢后，等待她的必定是严刑拷打，而襁褓中的女儿会不会成为敌人逼她招供的筹码呢？最终，她选择用壮烈的方式忠于理想、保护女儿。

　　这个可怜的女婴自此成了孤儿。她叫沈宗沪，长辈们都叫她“沪子”，长大后改名舒炜。直到10年后，她才从一位长辈那里得知父母的悲壮往事。这位长辈便是帅孟奇，是沈绍藩1930年在武汉工作的战友，那时她就见到过一岁的沪子。

　　1939年的初春，帅孟奇在长沙寻到了沪子和其祖母。祖母告诉她，这就是时常对她提起的“干妈”。1940年初春，沪子和祖母分别，被任弼时的堂兄任作民一家带到延安。在那里，她再次见到了帅孟奇，并称呼她为“帅妈妈”，成为帅家的一员。一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母女情谊就此展开。

　　·2020年12月20日，舒炜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特殊的两家人

　　时间“快进”到2020年底。很少有年过九旬的老人依然激动地谈起父母，但见到《环球人物》记者不久，舒炜就深情地说：“我一提起帅妈妈，就特别激动，特别怀念她。”她换上了一身红色的喜庆衣服，在自家客厅迎接我们。她虽有些耳背，但思路依然清晰敏捷。提到关于帅妈妈的过往，她更是历历在目。

　　舒炜说，她喜欢和年轻人交往，看到年轻人就看到未来中国的希望。她也像一个童心未泯的小孩，将多年来收藏的钱币拿出来和记者分享，从1955年到2019年，攒全了每一年的纸币和硬币。在收藏册中，有一张陕甘宁边区的10元边币，是帅孟奇在1947年延安大转移的特殊时期，托人捎给她的。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被舒炜珍藏的边币崭新如初。这张边币高度浓缩了帅孟奇一生对舒炜的影响，在这位烈士遗孤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帅孟奇都给予了她最重要的关爱和帮助。

　　·1947年延安大撤退时，帅孟奇捎给舒炜的10元边币。

　　时间拉回到1940年的那个春天。沪子随任作民一家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在窑洞前遇见了帅孟奇。从记事起，看到别的孩子有爸爸妈妈，沪子便总是好奇地问祖母，爸爸妈妈在哪里，但祖母一听就流眼泪。在延安的窑洞里，帅孟奇第一次向沪子讲起了那段尘封的往事。

　　1930年7月底，帅孟奇来到武汉开展地下工作，沈绍藩接待了她。他们在汉口租了几间房子，为了掩护地下工作，沈绍藩将自己的母亲、妻子以及不满周岁的沪子都接了过来。帅孟奇“加入”了这个家庭，身份是沈绍藩的寡居嫂子。这个以正常身份掩护的家庭，实为党的长江局秘书处机关所在地。帅孟奇每天都要在家里做家务，以此作为掩护，晚上要熬夜做秘密工作。每天深夜，她都要抄写党中央和苏区的往来文件，为了保密，有时要把秘密文件装进挖好洞的肥皂里，有时用药水写在商品的包装布上。

　　在那年中秋节前后的一天，沈绍藩接到和苏区来的同志接头的任务，但出门后再没回家。直到3天后，帅孟奇在街头看见了沈绍藩被国民党杀害的布告，于是强忍着眼泪回家。她立刻作出部署，自己和沪子的祖母去上海找党组织，而舒亚先带着年幼的沪子回长沙老家。不久，就发生了舒亚先自杀的悲壮一幕。

　　听帅孟奇讲完亲生父母的往事后，沪子和帅孟奇相拥而泣。帅孟奇鼓励她，来到延安好好读书，掌握本领，继承父母遗志。舒炜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抱紧帅孟奇，第一次喊出“妈妈”。而“妈妈”这个词，帅孟奇也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到了。1932年，帅孟奇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唯一的女儿许端一在湖南汉寿县老家被反动派毒死了，年仅13岁。

　　获得“新生”的延安岁月

　　从长沙来延安的路上，任作民便对几个孩子讲，他们即将见到毛主席。舒炜说：“我记得当时问任伯伯，什么是主席？任伯伯说，学生会有主席，延安也有一个主席，主席就是我们的领导。”几天后，沪子跟着任作民一家见到了毛主席，“主席对我们很亲热，问我们多大了，想不想上学”。分别的时候，毛主席给了每个孩子3块钱边币，沪子拿着钱买了学习用品和吃饭的黄铜勺子。

　　获得新生的沪子和延安的小伙伴过得很开心。“我当时有几个要好的朋友，比如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著名左联作家周文的女儿何文康（后改名何枫）。”舒炜说，她的同学有的是参加革命的领导子女，有的是像她一样的烈士后代。那时候，她经常和小伙伴们在一起跳秧歌舞，其中有一种拿着红绸子，在空中甩动组成鲜艳文字的“组字舞”。和《环球人物》记者说着说着，舒炜仍然能用脚比划出舞步。她还和同学们一起自导自演过秧歌剧，至今仍然记得剧名《周子山》《边境上》。

　　虽然延安的岁月处处洋溢着快乐和希望，但毕竟是异常艰苦的。舒炜记得，她每天只能和同学们拿着小板凳，坐在大树下，听老师讲课，每位同学搭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当书桌。铅笔要精打细算地用，哪怕用到很短了，也要插一根高粱秆用光。

　　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沪子很小就开始参加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中学读书期间，有一次她和同学挑着粪水施肥种菜，在上坡时，粪水桶向后滑了下来，洒了沪子一身。“我当时哭了出来，倒不是因为弄了一身粪水，而是我的任务完不成，才急得哭了。”同学们纷纷过来安慰她，说：“你不要哭，我们帮你完成。”这才帮助她渡过了难关。

　　·舒炜1944年在延安中学读书时的校徽。

　　舒炜还回忆起童年时生的一场重病。“当时只有脸蛋和手心有点好肉，剩下的地方全都烂了。”在艰苦的岁月，沪子染上了疥疮，全身奇痒难忍，每天换下来的衣服和身上的脓血粘在了一起。“当时没有肥皂，帅妈妈就用碱性的灰灰菜泡到冰冷的延河水中反复搓洗。”帅妈妈还给她熬极为稀缺的红枣炖猪油，用以健脾，治疗疥疮。有一次，舒炜跑出去玩，忘记正在熬红枣炖猪油，最后屋子冒烟，桌子都烧掉了一角，红枣和猪油也浪费了。帅妈妈并没有训斥她，只说以后做事要细心注意。凭着这份温情的坚持和照顾，沪子得以痊愈。回忆起往事，帅妈妈在延河旁反复搓洗、冻得皲裂的双手和省吃俭用买的红枣猪油，仍然让她记忆犹新，并充满内疚。

　　1945年8月，经历了在延安5年多的学习生活，沪子决心继承父志，参军入伍。由于是烈士后代，出身好，她被安排到中央军委二局从事党的技侦工作。正式参军前，她给自己更名为“舒炜”。帅孟奇得知后非常欣慰，写了一首诗勉励她：“十五有志去参军，继承父志干革命，精通业务勤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

　　·1945年参军前，身着粗布衣和草鞋，会拉胡琴的舒炜（左）在延安。

　　“她是拥有最多儿女的妈妈”

　　虽然帅孟奇在革命年代失去了亲生女儿，但养育了很多烈士后代。除了舒炜之外，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陆更夫烈士的女儿黄曼曼，任作民烈士的儿子任楚、任湘等，都是她的孩子。帅妈妈是这些烈士遗孤记忆中一个温暖的名字。舒炜说：“她是拥有最多儿女的妈妈。”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帅孟奇也会用尽自己的全部精力，抚养舒炜。在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不久，部队团职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套黄色呢子军服，而舒炜因级别不够没有得到。帅妈妈看懂了她的心思，于是用仅有的收入，给她做了一套粗呢子衣服，高兴得舒炜还拉着帅妈妈照了一张相留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舒炜患上了肺浸润病，帅妈妈还将组织照顾自己的鱼肝油让给舒炜吃。

　　·舒炜穿着帅妈妈（右）花钱给她做的粗呢子新大衣合影。

　　在家中，舒炜将一个写有德文的药盒子拿给《环球人物》记者看。1958年，她患上肝病，帅妈妈四处托人从香港买来德国进口药雷垂生给她治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舒炜精心保管的药盒子依然完好、干净。当舒炜去青岛养病时，帅妈妈还经常写信给她，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沪子，你的休养成绩有跃进吧，望你在大好的春天里好好休息，以坚决的心情把病养好，争取早日返回工作岗位。”

　　·1958年，帅孟奇托人给舒炜从香港买来的治疗肝病的雷垂生药罐，被舒炜珍藏至今。

　　帅妈妈总是这样，用尽一切努力，鼓励舒炜战胜人生中的各种难题。

　　但是，关心孩子身体健康的帅妈妈，自己的身体并不理想。1932年，她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敌人给她坐“老虎凳”，由于不停“压杠子”，右腿被硬生生压断了。由于始终不肯招供，敌人在后续的提审中，不仅打掉了她的牙齿，还往她的鼻子里灌煤油水，导致七窍流血，左眼失明。即便在这样艰难的岁月中，帅孟奇依然坚持斗争，在狱中多次组织绝食斗争。这些狱中经历的酷刑，让她身体虚弱，落下终身残疾。后来的舒炜，总是在各种回忆文章中悔恨，自己真不应该吃掉组织给帅妈妈的营养品。

　　·1946年帅孟奇在延安。

　　这样一个历经苦难的帅妈妈，在新中国成立后做出的许多重大选择，都充满为国为民的大爱。

　　1959年5月，帅孟奇在湖南农村调查。一位年轻农民拦住她反映情况：“去年水稻插得过密，平均亩产只有300多斤，有的只有100斤左右。这么好的田，只能收这么一点粮食，太可惜了，希望能够向上级反映情况。”帅孟奇回京后马上向中央和组织部汇报，还给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请他向毛主席报告。不久后，毛主席亲自找帅孟奇谈话，并对她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精神表示了赞扬。

　　“文革”结束后，组织为十年来受迫害的帅孟奇补发了两万元工资，而她却说，此时党和国家比她个人更需要钱，于是将钱全部捐献给国家。“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这是帅孟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不但自己淡泊名利，还严格要求舒炜。有一次，帅孟奇的公车送完客人，舒炜看正好顺路，就让司机捎带把自己刚买的冰箱运到家里。帅孟奇得知后非常生气，舒炜当面做了检讨，并补缴了5元钱汽油费，才让帅妈妈消气。正是从那时开始，舒炜彻底懂得了作为党员应当坚守的公私分明。

　　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帅孟奇非常严肃地叮嘱舒炜要“继承父志，切勿自私”，这8个字被舒炜记在了手头的一个信封上，一直珍藏至今。从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到延安的红色岁月，再到新中国的伟大时代，这字字珠玑的8个字，始终提醒着舒炜，牢记共产党人百年来的初心和使命。

　　·1982年5月，帅孟奇（前排左一）到湖南益阳农村调研，和当地村民交流。

　　“我不叫她走，她非要走，我好伤心。”舒炜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1998年4月13日帅妈妈离开她的情节时，每句言语间都有哽咽、留恋与无奈。病危之际，帅孟奇对舒炜说：“我走了你不要哭，哭了我坐起来打你一棍子！”但帅妈妈真的离开时，舒炜还是抱住妈妈的双脚，舍不得她走。20多年过去了，90多岁的舒炜还是忘不了这份超越血缘的母女情谊。10元边币、雷垂生药盒、“继承父志，切勿自私”的信封，都在提醒着从烽火年代走来的舒炜——帅妈妈的精神一直在身边，始终没有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