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时评：前瞻“达沃斯议程”，以多边主义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原标题：光明时评：前瞻“达沃斯议程”，以多边主义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作者：赵英臣

　　2021年如何起步、如何开局，找准方向至关重要，事关世界能否走出疫情阴霾、扭转经济衰退之势。“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这是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的主题，体现出各方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紧迫性的清醒认识。国际社会亟须重建各方信任，坚持和弘扬包容性多边主义，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各种双边、多边、全球协调和沟通机制，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在当前全球化风险社会背景下，国家集体行动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全球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全球化就是在不断应对各种风险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20世纪以来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四次“全球大流行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放大和加剧了国际体系中的固有矛盾，加速了已有的变化态势，也增加了系统由量变向质变“突变”的风险，揭示了人类正生活在一个“高风险、多动荡、更脆弱”的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之中，同时也启示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全球化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国家集体行动能力在预防风险、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东亚和欧美各国不同的抗疫方案，展现了各国迥异的政经结构和社会文化基础。尤其是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角色和强大治理能力及其获得的人民的尊重，民众的集体主义素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纪律性，使其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充分展示了抗疫决策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多方协调能力与国际合作能力。全球风险社会需要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趋向，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倡导具有全球整体性视野和实践理性基础的价值理念，注重共同安全，重视管理型安全，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

　　全球化的最大挑战源于国家政策，需要国家平衡内外治理能力。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一致。全球化对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运行及其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已远非单一民族国家能解决，新的全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使得国家必须与全球层面上的各种力量进行互动与合作；另一方面，各国内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治理更趋多元和复杂，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权力面临着新的背景和定位，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成为必然。后疫情时代国家能力仍将扮演重要角色，要求“加强政府效能”，通过协调国内外政策，更好地控制全球化中资本与其他要素不平衡在各国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拉大问题，有效弥补市场和社会不足。在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中，提升社会、市场和政府力量“协同性”治理的能力，在明确划定各种权力边界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各自的正向功能，推动决策机制和行政执行体系现代化，构建一个有效政府、有为市场和有序社会的基本格局。

　　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亟待形成一套符合时代潮流、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多边合作新共识，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区域和国际性多边主义机构，建立全球性的多边合作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及全球治理机制。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团结整合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实现全球治理体系整体协调，以有效应对全球事务。

　　在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数据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安全事务上寻求利益契合点，在相互尊重彼此社会差异与不同国家治理风格的前提下，形成明确问题导向的通力合作，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动力。在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型过程中，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差异，塑造多边主义的网络化和包容性，增加全球治理的灵活性，给予各国更充分的政策空间和自由度。

　　荷兰经济史学家皮尔·弗里斯在《国家、经济与大分流》中说：“决定现代历史产物的是制度，而并非气候、地理等自然力量，更不会是疾病爆发等因素。”以主权国家为基础构成的现行国际秩序，从根本上决定着各国政府才是解决国内外公共问题的最终责任人,人类未来命运系于有历史担当的政治家。当今世界唯一变革的力量是改革的力量，坚持和弘扬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重构是大势所趋，也是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争取更好未来的必然之途。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