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的“他们”如何与众不同

　　百年政党，历久弥新。

　　面对这座不断焕发时代活力的百年大厦，我们不禁会问，为它打下如此牢固根基的是怎样的一群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全国各地的50多名党员主要由三批知识分子构成：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的同盟会会员、‘五四’前后出国的留学生和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左翼学生。”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当时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而他们大部分人不仅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

　　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鉴别的结果。徐建刚说，这些建党的中共早期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见多识广并且一心救国、想要有所作为。他们通过观察俄国革命，对比中国的辛亥革命，进而得出结论：中国革命要想成功，也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

　　回顾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徐建刚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批最早的中共党员身上，看到他们对民族、对国家的担当。“这批最早的中共党员大都工作体面、衣食无忧，如果为了个人利益，根本不用冒风险去干革命。”但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选择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还有一位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许包野，他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了两个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1923年，许包野在哥廷根大学期间经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包野放弃在莫斯科的优越条件申请回国工作，后来因被叛徒出卖，在雨花台被国民党残害。由于许包野在国内工作隐秘，他的夫人寻找了五十年后才得知他的下落。

　　“我们有的时候看革命历史看多了会流眼泪，为什么？历史本身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但是人的精神会感召人。”徐建刚深有感触地说。

　　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中共早期知识分子把收入、社会地位甚至生命置之度外，选择在黑暗中摸索。一百年后，我们尝试去寻找他们内心的答案，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仿佛真的感受到了那一颗颗初心的炽热。

　　（本报记者 任鹏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