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这5年】全方位开放蹄疾步稳

　　原标题：【“十三五”，这5年】全方位开放蹄疾步稳

　　2019年11月份，第二届进博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成功举办。11月8日，展馆南广场花团锦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高兴贵摄

　　2020年3月28日，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开出了首趟中欧班列。李 溪摄（中经视觉）

　　2018年8月29日，北方工业大学几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在练习书法。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 晶摄

　　2020年9月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5年来，在国内外发展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加快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了对外开放新局面。

　　“‘十三五’期间，关税总水平明显下调，目前我们的关税总水平降到了7.5%，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要比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低，接近于美国和欧盟的水平。”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制度型开放取得了重要进展。

　　对外开放取得重大成果

　　“‘十三五’时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开放政策。5年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说。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快速发展，在“十三五”期间逐渐成为外贸发展新亮点。特别是在加快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上，成果喜人。目前，国务院已批准设立了5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105个试点地区结合当地实际和优势，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产业集聚优势进一步提升。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达到了1862.1亿元，是2015年的5倍，年均增速达到了49.5%。

　　同时，我国主动扩大进口，并持续提高进口便利化水平，在2018年11月份举办了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一系列举措，彰显了我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十三五”期间，我国不断便利外商投资。从2017年到2020年，连续4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由93项、122项减至33项、30项，同时还在金融、汽车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有效提振了外商投资信心。”曲维玺说。

　　2019年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取消商务领域外资企业设立变更的审批和备案，使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大大提升。亿滋国际大中华区公司及政府事务副总裁傅悦表示，外商投资法为在华外企提供了公平竞争平台，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对于企业和消费者都是利好。随着这项法律的实施，中国对外国投资者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将不断加大。

　　“十三五”期间，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加快实施自贸试验区战略，推动多双边经贸合作取得了新成效。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7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和非洲。

　　稳妥有效应对疫情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面对复杂形势，中国按照既定方针政策，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

　　“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措施。”桑百川表示，一方面，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在稳住外贸主体上下功夫，稳住产业链、供应链。通过财政、金融、保险等综合举措，实现外贸稳定。

　　今年，我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稳外贸措施，广大外贸企业创新发展，千方百计抓订单、拓市场。“在今年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外贸回稳向好、好于预期。”曲维玺表示，今年前8个月，进出口表现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

　　同时，我国通过持续扩大外商投资准入范围，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优化政府服务，改善外资营商环境，稳定了外商投资预期。从实际成效看，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自4月份转正之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

　　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在扩大开放中推进复工复产，对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各项支持政策，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更加开放的投资环境，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外开放承诺。经过疫情考验，各国投资者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放缓，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中国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继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

　　“‘十四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在于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桑百川表示，我国应该对标国际经贸先进规则，努力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要建设高质量的开放平台，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也要在若干领域持续发力。

　　首先，要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包括全面落实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其次，要建设竞争中性的规制环境。同时，应该在培育外贸新优势上下功夫，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打造新型自由贸易园区，即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相关制度建设，努力扩大进口，使世界各国可以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会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曲维玺表示，由于防控措施得力，我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恢复，同时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与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这将为我国开放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从外部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仍有巨大发展潜力与合作空间。尤其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将给我国开放发展带来新动力。

　　“‘十四五’时期，应进一步发挥各类试验区在扩大开放、制度创新、规则探索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曲维玺建议，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强制度创新的系统性、首创性和差异化探索，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外商投资环境，率先形成双循环的良好示范。比如，依托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加快建设数字贸易试验区，提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发展水平，推动形成一批服务业开放合作新平台。

　　同时，我国也要积极推动中外合作产业园区与平台建设，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支持国家级经开区高水平建设国际合作园区，积极探索中外合作体制机制，深化国际产业合作，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