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特区四十年征程看中国制度优势

　　从经济特区四十年征程看中国制度优势

　　【经济特区40年@治理现代化】

　　核心观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王夙认为，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敢为人先”的行动能力，经济特区的成长映射出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进化能力，经济特区的产业转型展现出中国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40年弹指一瞬，特区的建设者们筚路蓝缕、薪火相承，帮助经济特区在“不惑之年”交出了一份非凡的答卷。特区敢闯敢干，帮助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领域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特区不仅发展了自身的经济水平，还将影响力辐射至周边，带动了东部沿海一大片区域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以点提线”的灵活发展方式。

　　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特区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都在尝试建设经济特区，但很多特区的成效并不明显，更无法达到中国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的标杆高度。造成这一反差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中国的制度优势无疑是中国经济特区赖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根本原因。

　　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敢为人先”的行动能力。经济特区制度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水平低下。设立特区的想法在制度层面无迹可寻，在理论层面争议颇大。但是，当时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为了摸索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敢于打破既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抱着“向死而生”的态度，毅然设立了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经济特区的成长映射出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进化能力。特区的建设不是简单的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建设经济特区的过程中，曾经诞生过许多理论或实践层面的难题，如“特区是不是租界”“如何看待外资”“住房能否商品化”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键时刻，中国制度发挥出了“灵活”的一面，搁置争论，先全力发展，用成果来证成或证伪上述争议问题。许多因特区发展而产生的争议，最终也被特区的发展带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中国制度的“灵活”源于其“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一切都根据经济特区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推动特区制度、文化乃至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

　　经济特区的产业转型展现出中国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经济特区自设立后，一直在驱动经济发展层面展现着强大的动能。然而，2002年，一篇网文引发的“深圳抛弃论”横空出世，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国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特区发展的积弊，引起舆论关注。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用“对”或者“不对”来评价上述言论。从更高的站位来看，“抛弃论”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制度赋予了普通公民朴素的“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彼时言论中提到的许多危机或许后来并未出现，但这未尝不是因深圳受到触动而提前将问题克服于无形。正是中国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才能确保经济特区建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始终不被“石头”绊倒。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今年“四十岁”的经济特区更是心思澄净、丝毫不惑，始终铭记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开放、探索治理新路径”的初心与使命。夯实并发挥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必能帮助中国的经济特区再攀高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政策法规研究所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