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基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不能少

　　作者：程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投资与产业综合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陈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投资与产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3月，党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各部门和地方推出了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在补齐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加快了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新基建的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广，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在此，笔者建议，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也纳入新基建体系，借势而为，促进新基建绿色化，进一步支撑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从而更好地统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

　　　在浙江安吉横山坞村，多家民宿安装了智慧用能监测设备，民宿业主可以通过手机App实时了解用能情况，方便快捷。新华社发

　　1.为何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

　　相对传统基础设施而言，新型基础设施是未来一段时期支撑新发展方式所必需的体系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社会公共先行资本，因此，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应当被包含于其中。

　　首先，基础设施包括运输、电力、通讯、供水排污、水利、生态环境等所有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设施，不仅用于支撑生产，还用于支撑生活（如供水）和生态（如固体废物处理和污水处理）等，具有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特性，必须先行于那些收益快的私人直接生产投资，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正属于此类。

　　其次，绿色发展理念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提供了依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基建亦应随之具备智能化、数字化及绿色化特征。从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来看，应统筹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在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中，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改造（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如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生活垃圾转运系统）。

　　再次，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笔者看来，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九目标，就凸显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价值，包括建设优质、可靠、能抵御生态环境灾害的环境基础设施，避免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制约；推进可持续工业化，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需更多采用绿色、低碳、清洁、循环的生产工艺，建设绿色产业基础设施和推进基础设施绿色化等。

　　观众在博览会高新技术与装备展上参观一款基于农业物联网技术的水肥智能化灌溉系统。新华社发

　　2.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是近中期补短板重点

　　同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一样，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为生产生活提供基础支撑和服务，能提高社会发展的绿色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私人投资更有意愿、有效率。尤其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是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有直接、广泛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据测算，不考虑间接拉动效应，近十年来，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的直接拉动系数为0.9。对标2035年的生态环境目标，我国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预计至少需要15年补齐短板，才能具备长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加运维的拉动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在未来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基础设施建设消耗大量资金、资源环境、能源、人力等要素，若过量或过于超前，则会带来成本过高、使用率不高、产能过剩等负面影响。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益性强，始终处于严重供给不足的状态，应是近中期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重点。

　　目前，在我国新基建投资计划中，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份额较小，国家着重提及的七大新基建重点领域，除新能源充电桩以外，其他典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均未在列。为落实新基建发展战略，在各省公开公布的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中，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占比从2019年的2.6%提升至2020年2月的6.9%。尽管提升了4.3个百分点，但份额仍然较低。

　　同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机制仍有待健全。目前，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以政府投资为主，收费机制不健全，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效应不明显或不易识别。项目规划的系统性、科学性有待提升，可研、环评、能评、土地预审、规划用地许可等配套政策滞后，项目前期储备工作不足，造成落地性差，很难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3.提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新基建体系，引导各地在项目实施中提高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份额。为此，笔者建议从资金筹措、提升经济拉动力、储备项目等方面加以落实：

　　增加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投入在新基建投入中的占比。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主要基建工程支出约2.09万亿，其中，城乡社区公共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设施、污染防治、水利工程占比分别为49.1%、17.7%、12.0%、11.7%、9.5%。应强化基建投入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倾斜，为供给严重滞后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预留更大发展空间。鉴于财政基建投资主要依靠发行政府债券实现，建议地方在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时，确保用于生活污水和固废治理等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

　　提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优美的生态环境对吸引人口定居置业、做强文化旅游业等均能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在谋划招商项目和PPP项目时，可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项目捆绑实施，让生态基建项目产生的环境效益为开发项目赢得经济溢出效益，由开发项目支付生态基建项目成本，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同时，建议加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相关研究工作，提高决策、规划、实施水平。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储备工作。在新基建政策的推动下，储备基础好的部门和领域，落地实施的项目和资金理应相对更多。为满足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的紧迫需求，建议有关管理部门指导地方根据国家、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定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融资计划，以生活污水和固体废物处置为重点，明确近五年的年度项目实施清单与资金筹措方案，提前做好近两年待实施项目的前期工作，并预留前期准备费用，组织专家开展科学论证，为又快又好推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宝贵的时间和机遇。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1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