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防控中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不仅考验着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也同样考验着公众的科学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既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以科研攻关提升防控水平和治疗能力，也需要加快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认识疫情，以科学防护增强防疫抗疫能力，以科学素养提升全社会的“免疫力”。

　　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主要由“具有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崇尚科学精神”“养成科学行为”等基本要素组成。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标准是，公众具有较高科学素质的比例至少达到10%。据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十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说明我国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仍然偏低。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镜，也折射出一些公众科学素养亟待提升的现实。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全国上下需要众志成城、系统应对、全民动员、科学防控。引导公民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崇尚科学精神、养成科学行为。这既是有效消除各类疫情谣言的利器，也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有效举措。

　　首先，普及科学知识是基础。科学知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知和经验的总和。培育公众科学素养，应从普及公共卫生常识开始。在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发布了大量公众广泛关注的病毒类科普新闻。在各级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一些政府官员或权威专家会应邀及时传递与疫情防控相关的防疫和医学知识。一些专家学者以“硬核大白话”成为超级“网红”，“圈粉无数”，在答疑解惑的同时，提振战胜疫情的信心。许多网站推出系列科普防护知识，通过接地气的问答方式帮助大家敲开新冠病毒的“坚硬外壳”等。其目的是，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认识疫情，提升普通民众的科学素养。因此，我们应进一步突出科学普及工作的大众性、基层性、基础性，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形式，借助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使疫情防控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其次，掌握科学方法是关键。科学方法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科学方法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这既从方法论层面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指南，也为用科学方法增强全社会的“免疫力”提供了科学遵循。我们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抗击疫情，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合力。为此，我们需要倡导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科学方法，引导公众提高科学防范意识，掌握疫情防控的“硬核技术”，如“七字口诀”洗手法等。广大民众需要把科学方法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养成运用科学、践行科学的习惯，理性应对疫情，保持积极心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更多正能量。

　　再次，崇尚科学精神是核心。科学精神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对外部世界、现象和事件的深刻洞察与理性把握。战胜疫情需要以科学精神为指引，用事实、用细节、用科学说话，分析疫情形势，增强防控意识。在这场战“疫”中，钟南山、李兰娟等专家学者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健康的“守护神”，与他们的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我们应当相信科学、依靠科学，以科学精神正视疫情、甄别各类信息的真假。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宣传等渠道，培养公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探索求知能力，使其做到理性甄别、谨慎求证、精准判断、稳妥应对，坚定决心、增强信心，坚持不信谣、不传谣，积极主动地传播正能量，消除负面信息的影响，牢固树立抗击疫情的必胜信念。

　　最后，养成科学行为是根本。科学行为是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指导下，遵循科学规律办事的具体行动。我国在历次疫情防控中形成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宝贵经验，成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传家宝。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要继续用好这一传家宝。疫情发生以来，经过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各类疫情防控知识得到了较好普及，勤洗手、常通风、戴口罩、少出行等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习惯。这场与买卖、食用野生动物有关的严重疫情呼唤全民生态意识觉醒，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切实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转化为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同时，我们需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养成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强化生态文明意识，不断反省和检点自身生活习惯。另外，从人居环境、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从我做起、身体力行，推广普及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构筑人民身体健康的安全屏障。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西部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成效及分析评价研究”（19JDSZK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