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说理】透过疫情看新时代“公民道德”的培育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的一次检验。疫情要求国家从体制机制上继续完善和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继续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同时，抗击疫情中展示的“社会百态”和“人性众生相”，也在社会治理层面凸显了公共灾难的群体危害，因此良性的、现代化的“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夯实“公民道德”培育的经济基础，使公民道德中“公”的观念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诉求成为主流价值观

　　2001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等文件，对新时代人民社会的“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培育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提到，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主流价值建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离不开一个“公”字，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都离不开“集体主义”的价值诉求。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道德失范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一些社会成员存在的道德观念模糊乃至缺失现象，如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是非不分、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坑蒙拐骗等，都显示了部分社会成员对“公”与“私”、“义”与“利”等道德观念权重的失衡。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造成这一道德观念失衡的根本原因，并不能仅仅从观念到观念的层面解读，而必须深入到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加以解读。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中，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资本家“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仍不断出现，并且“这些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而且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 2020年刚刚开始就出现的一系列人类劫难，诸如新冠肺炎疫情、澳大利亚的火灾、非洲历史上最大的蝗灾、美国40年未遇的流感，以及世界范围内贫富的社会分化、物种的加速灭绝、全球的气候变化等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社会公德面临重大考验。

　　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社会公共危机的应对来看，一段时期以来的道德失范和道德缺失，不同程度地加重了公共灾难，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付出了巨大的治理成本。幸运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垫底。关键时刻，国有企业、交通电力、公立医院都发挥了支柱作用。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垫底，“公民道德”中“公”的观念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诉求才有可能成为主流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对“公”与“私”、“义”与“利”等道德观念的权重不至于失衡。

　　培护社会公民的“共同体意识”，需弘扬科学精神、规则精神、平等精神

　　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指出在未来那样的理想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此后又对此进行了大量论述。党中央国务院也在2019年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要求“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同步、公共服务同质、法治保障同权、精神家园同建、社会和谐同创。” 这里，都包含了社会公民 “共同体意识”的培护要求。

　　一个“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人”所组成的，而每一个“个人”进入“社会”，就不能“只见个人、不见社会”。“社会”中的公共事务、共同利益是每一个“个人”的责任担当，履行好这种责任分担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这就是社会公民必须具备的“共同体意识”或者必须共同维护的“社会公共价值”，包括“基于自由、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公民精神，人们相互间的信任、互助、包容等社会伦理或规范，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公益等普适价值或公共精神” 等等。

　　在新时代培护社会公民的这种“共同体意识”需要有科学精神、规则精神、平等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客观的、求真的精神。因为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因此需要在真理面前坚持理性和包容的原则，提倡怀疑、批判思维，宽容不同意见，不迷信权威，不断创新、不断进取。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有的滥捕滥吃野物，有的不辨预防与抑制的区别疯狂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甚至兽用双黄连和双黄莲蓉月饼都不放过，有的对各种“阴谋论”不假思索地偏听偏信等等，都是社会公众缺乏“科学精神”导致偏听偏信、迷信盲从、捕风捉影、谣言乱传、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

　　“规则精神”是一种法治的、诚信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和“约定俗成”的规则意识。时至今日，需要在坚持规则正义、公平竞争的原则基础上，遵守法律、遵守社会公德和游戏规则。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有的不听劝阻坚持不戴口罩且辱骂、抗拒检疫人员，有的面对巡查登记仍隐瞒是否去过武汉或密切接触人员的，有的明知聚集性活动增加感染机会仍坚持外出聚餐、探亲访友，有的拒不执行疫情预防、控制措施抗拒隔离等，这些行为就是藐视规则规矩，藐视社会公德、以一己之私罔顾“社会公序”的反映。

　　“平等精神”是一种公平的、依存的精神。除了人格意义上的“人生而平等”，法律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外，每个社会成员因为出身、天赋、主观努力等方面的不同也会造成享有社会权利与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同，从而造成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因此罗尔斯提出“程序正义”和“起点公平”的理念。由于私有制或资本特权的存在造成社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马克思提出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理念。时至今日，在人与自然界动物、植物的相互依存引发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的事实，也将促进社会平等理念从“人人平等”向“众生平等”的转变。这次疫情出现的“众生相”中，有的撕扯医护人员吐口水“拉他人垫背”，有的动用父母关系护送回城“搞特殊化”，有的“一刀切”挖路断路、禁止外地人、租房户进入社区涉嫌“地域歧视”，有的“拿鸡毛当令箭”闯入私人家庭掀翻牌桌、对不戴口罩者扇耳光、捆绑游街涉嫌“滥用职权”等等。这些行为显示了部分社会成员罔顾他人平等生命权、自视“高人一等”，缺乏公德心和同理心。而“拉大旗作虎皮”的滥用职权，亦或“一刀切式执法”等行为，就像“绝对平均主义”不顾个体才能和努力程度的区别，强行拉平社会成员的一切差异一样，伤害了弱势群体和少数族群的“平等权益”，破坏了以社会公德为基础的“公序良俗”。社会的平等精神和依存精神若受损害，不利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在加强党的领导、法治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中打造良性的社会“公共空间”，为“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奠定基础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公共空间开始出现并不断拓展，社会公德存在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社会公德的养成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整体推进。打造新时代的良性“公共空间”，需要党的领导、法治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国家与民族面临重大公共危机，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以及2003年阻击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等，举国上下、各界人士，从国家到社会到个人，都能在党的领导下凝聚起来，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的优势。没有党的领导发挥凝聚作用，则会出现“各自为政”、社会“一盘散沙”、个人“六神无主”的状态。

　　第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公共灾难，单靠社会组织是难以成功的，政府有关部门须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同时需要政府加强法治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还要抓紧出台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已经将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决定草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十三届三次会议审议。社会实践经验表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可以取长补短，促进社会成员既有德心又有法行，最终实现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社会善治。

　　第三，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以填补国家、政府、市场之外的治理空间。在城乡基层开展邻里互助、纠纷调解、平安创建、养老照护、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社会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方面，在引导社会公民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方面，在组织社会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社会组织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社会危机中，大量社会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自发或自觉地行动起来，许多救急物资是通过社会组织得以发放，许多健康知识是通过社区志愿者得以普及，等等。这些都显示了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公共空间”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总之，新时代 “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首先需要夯实“公民道德”培育的经济基础，其次需要在科学精神、规则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培护公民的“共同体意识”，同时还需要在加强党的领导、法治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中打造良性的社会“公共空间”，从而为“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奠定基础，促进社会公民养成健康的社会“公序良俗”，形成以法律规则和公序良俗为基础的精神文明。

　　（作者：孙应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