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儿童”现象观察:育儿压力不该由家庭独担

　　大城市“居不易”、都市里的工作太繁忙、住房太紧张……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一些年轻父母选择将学龄前的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抚养。

　　与备受公众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相似,都市“返乡儿童”也有着相同的苦恼:学龄前的成长过程缺乏亲情陪伴、家庭教育的支持。

　　社会应该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政策支持——不论父母是否在,爱都不能缺席；在社会层面,应当探索建立健全科学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减轻家庭育儿的压力。

　　对孩子有愧疚,对父母有歉意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压力更大。杨先生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领。春节后,由于夫妻两人都要开始上班了,他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送回了距离北京300多公里的老家——河北省行唐县。

　　爷爷奶奶年纪也不小了,把孩子交给他们抚养,既有对孩子的愧疚,更有对父母的歉意。“的确很无奈,我们也考虑了很久,才做出这个选择。”杨先生说,家里只是个小两居,请保姆白天来家里照顾,我们下了班保姆就回去了。他和妻子身心俱疲的状态维持了大约一年,两口子都觉得撑不下去了。

　　将父母接到北京帮助照顾孩子?杨先生夫妻俩也考虑过这个办法,但是一来房子小,父母勉强住下来,5口人比较拥挤,二来父母生活不习惯,很难适应北京的生活。

　　记者在北京、上海采访多名“返乡儿童”家长发现,这些家庭的住房大多是两居室,面积从40平方米至90平方米。如果父母双方来一个的话,育儿时难以支撑；如果父母双方都来,就是5口人挤在一起,特别拥挤。

　　还有的父母,受困于一线城市保姆、幼托机构收费过高,不得不将孩子送回老家。在深圳一家民企工作的丁先生把1岁多的女儿送回四川老家。“不是不想带孩子,是付不起保姆钱。一个保姆一个月要8000元,而且只管白天。”丁先生说,夫妻俩月收入近3万元,但是去掉房贷以及保姆费用,也没剩多少钱了。“还不如把孩子送回老家,我们把给保姆的钱寄给父母。”

　　《北京市托幼服务问题和对策研究》一文显示,从北京市居民需求来看,有64.1%的家庭希望孩子“在3岁之前接受早期教育”,34.9%的家庭希望孩子能上“幼儿园亲子班”,21.2%的家庭希望能在“离家近、有资质的幼儿看护点”,20%的家庭希望能提供“社区公共早教”,14%的家庭希望去“比较出名的早教中心和机构”。

　　祖辈抚养不能完全代替父辈

　　记者调查发现,孩子“返乡”之后,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有的孩子因为隔代抚养的溺爱,养成了难以纠正的不良习惯。北京市民刘先生说,孩子长期在老家待着,目前已经3岁多,还要大人喂饭。孩子要啥老人就给买啥,稍不如意,孩子就满地打滚等,让两口子很头疼。

　　有的孩子因为缺少父母陪伴变得更害羞、不自信。北京市民卢女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告诉记者,相比于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由祖辈抚养的另一个孩子性格相对自卑、内向一些。比如带孩子上街,碰到一个同事打个招呼,他都要躲在自己身后；有陌生人来家里,也要藏起来。孩子在表达自己观点看法的时候,也相对不自信。

　　在北京工作的秦女士说,老家空气好,北京秋冬季太干燥,尤其是空气污染重的雾霾天气,孩子不适应,所以每到秋冬季,她都会把孩子送回广西老家。“老家有表弟、堂姐可以一起玩,让孩子多体验小城市的生活。”秦女士说,自己的母亲也要在老家照看姐姐的孩子,于是就把女儿放在外婆家。和表姐一起玩、一起长大,女儿很开心。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表示,在祖辈的大家庭中长大,能为孩子提供愉快、宽松的成长环境。同时,便于孩子增强对情感感知、规则意识的建立、社会关系的认知等。

　　“返乡儿童”群体,在一些比较大的省会城市也很常见。例如,安徽省合肥市的程女士下了很大的决心,把5岁的儿子送回了河南省郸城县的农村老家,上小学前才接回合肥。程女士的丈夫每年有7个月时间在出差,自己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根本忙不过来。

　　“孩子年纪越小,每日每时的陪伴所形成的心灵抚养愈发重要。”成长教育师兰海说,年轻父母尤其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0至6岁这一阶段,父母的抚养几乎可以铸就儿童的心理特征、人格特征、人际交往模式。这种微妙的差距,使得祖辈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父辈。

　　建立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专家认为,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父母可以不在场,但父母之爱绝不能缺席。都市“返乡儿童”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要减轻这种压力,需要从政府、市场、家庭等多方发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指出,孩子由父母带大是最好的,如果父母没时间,选择送祖辈扶养,一定要考虑祖辈是否有育儿能力。建议父母要和祖辈一起制定规划,参与到孩子扶养当中,多和孩子沟通,包括面对面和视频。父母不要因为工作忙,就把对孩子的教育、抚养完全交给祖辈。

　　北京市民杨先生告诉记者,每天晚上到家后,夫妻俩都要通过视频和儿子说说话,一般每个月都开车回老家一次,和儿子一起过周末。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认为,都市“返乡儿童”问题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要减轻这种压力,需要从家庭、市场、政府等多方面综合发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据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段婷婷介绍,近年北京市人口出现波段性生育高峰,流动人口快速增长,3～6岁入园学额紧张,不少公立幼儿园取消了托班或亲子班,托幼服务资源愈加匮乏。再加上,托幼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机构收费较高,能同时提供托幼照料和教育服务的机构少,难以满足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托幼需求。

　　黄家亮建议,在政府层面,鼓励幼儿园或其他社会力量开设幼儿日托服务,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逐步构建0～3岁育儿支持服务体系；在市场层面,鼓励规范以小饭桌形式托管幼儿模式的发展；在社区、家庭层面,可以探索建立同小区多户低龄儿童家庭互助组织,或者借鉴日本等国家在婚姻法等方面对全职家庭主妇的保护,让女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家庭,而无须考虑经济、社保等方面的压力。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这一问题变得更具紧迫性。一些受访家长反映,近年来二孩放开了,但自己根本不敢生。“有朋友生了二孩,把70平方米的房子隔成四居室,客厅才6平方米,特别促狭压抑,”一名受访家长说。

　　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托幼服务发展,把托幼服务视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我国也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尽快制定托幼服务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法规,出台托幼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托幼服务机构设置管理办法。记者程士华、关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