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黄河民艺“纸上博物馆”

　　原标题：一座黄河民艺“纸上博物馆”

　　杨先让杨阳著作家出版社

　　黄河是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生命河。依黄河而居的先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从邈远的史前时期，绵延数千年，它们植根于百姓的日常，随同生活的变迁，有生长，有发展，但也会有消亡。“今天，残存的古老民俗正面临前所未有剧烈的文化转型危机”，杨先让在《黄河十四走黄河民艺考察记》一书的序言里如是说。

　　为了“走黄河，访民俗”，从1986至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杨先让带领靳之林、冯真等人，扛着摄像机、录音机、照相机和画夹，足迹踏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记录数万字笔记，拍摄数千张照片，研究上百种民间艺术品，进行系统的田野考察。由此，诞生了杨先让和女儿杨阳合撰的《黄河十四走》这部装帧精良、图文并茂的民艺“纸上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包括石雕、岩画、瓷器、木偶、皮影、面花、剪纸、刺绣和布制品等几大类。杨先让将这些“展品”的共性归纳为“黄土文化与本原艺术”。中国神话很早就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这些民间工艺品的材料或直接取之于土，或是从土里长出的植物、粮食或加工品，最终都会“尘归尘，土归土”。它们的造型和式样同样具有“土里土气”的特点，无非是一些鬼怪神灵或者日、月、山、鸡、鱼、蛙、虎、猴、龟或者各式形态的小孩儿，颜色也无非就是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等几种基本色。年年岁岁，似乎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民间艺术是中国美学、哲学与百姓生活、民俗与习尚的结合成果。诚如杨先让所说，“程式化是中国艺术的普遍倾向，也是整个民族艺术的共同特点”。民间工艺的意象符号很明确。比如五色其实就是五行的具化运用。阴阳相交而生万物，则万物有灵，祭天地、拜祖先、祀鬼神、驱邪魔、求庇佑、望子孙繁衍，以信仰纾解苦难，连通生死，因此这些民艺品主要用于婚丧嫁娶、庙会宴席，或是给家人尤其是小儿辟邪。除了专门的民间工匠，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构成了创作者队伍的一支主干力量。她们并不懂得何谓“艺术”，却时时刻刻在创造美，这种“业余性”是自发的无拘束的创造力的蓬勃源泉。

　　虽然指导思想集中单一，但成品姿态各异，看上去粗糙、简陋，却在腾挪转移的细微变动中，折射出无穷的想象力。同样是石狮子，有些地方的显得憨态可掬，有些地方的就表现得狰狞可怖；同样是皮影，由于眉眼、鬓角与嘴的细部处理不同，陕西与河北的生、旦造型就体现了或秀气或英爽的不同气质。到处都有的布老虎和面人儿，看似差不多的枕巾床套鞋垫香包，经过杨先让的仔细比较，就能看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或者出于个人的自由发挥和灵机一动。人首蛇身，鸟腹有兽，象中有象，匪夷所思，大胆夸张，模糊抽象……它们违反科学？没关系。这是人类深层意念的自然流露。风从民间来，朴野、蛮动、活泛，生生不息。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这次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并非个例。当时神州大地到处是漂流长江、走遍长城等类似行动。这股潮流实际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热烈回归。近代中国遭遇了激荡百余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生活、社会习俗，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乡村家园渐行渐远。“走黄河”既是抢救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回归的呼唤。传统民间文化在我们的当代生活中投下的影子，在我们当代人头脑里塑造的理念，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