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现实 胸怀世界 面向未来(高峰之路)

　　原标题：植根现实 胸怀世界 面向未来(高峰之路)

　　制图：蔡华伟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今天我们在创造文艺新高峰之际，更应有创造性继承传统的自信心和开创性

　　讲好中国故事，不但要让世界来听中国故事，还要让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为世界所需要，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

　　杰出的文学艺术，一定要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不仅为今天的现实树碑立传，更为明天的理想殚精竭虑。高峰，是用来眺望未来的

　　文学艺术的高峰，以一批里程碑式的艺术杰作和一批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为代表，往往出现在蜕旧迎新、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实践、朝气蓬勃的社会理想和时代精神、吐故纳新的艺术胸怀和精神境界，都是文艺高峰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先秦文化、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五四新文化、新时期文艺等，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文艺、文艺复兴、批判现实主义运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文艺等，今人公认的文艺“高峰时期”“黄金年代”莫不如此。新时代中国文艺高峰也必然首先植根于时代变革土壤，肩负民族复兴、造福人民的崇高使命，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呼吸世界文明的新鲜空气，如是才能真正创造出具有历史深度、现实广度、时代高度的文艺高峰。

　　现阶段，人们正在探讨和实践打造文艺高峰的种种路径。从观念上来说，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可以有助于避免陷入创作误区，对筑就文艺高峰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传统与现实

　　传承是为了发展

　　传统与现实，是我们创造文艺高峰首先要面对的一对关系。在发展新时代中国文艺过程中，我们必然遭遇与传统的对话。中国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延续数千年不绝的文明，这一文明蕴含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智慧。今天，我们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重新审视传统并吸收其丰厚养分，是必然选择。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传统都是人们为回应当时现实挑战而形成的文明。时间在流淌，现实在变化，没有任何传统可以原封不动地回应今日现实的挑战。古人曾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传统与现实是流动的，我们不可能回到传统中去面对现实，而对于一个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的民族来说，传统有时也会束缚当代人的精神和身体。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人创造了异常成熟的农业文明和家国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不无封建统治阶级意志和观念。这一点，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不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有深刻且自觉的认识和反省，甚至会用“吃人”这样的极端表述来比喻这种文化特质在现代的危害。即便一直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落后性、腐朽性做过深刻反省，提出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在创造新文艺高峰的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文化“全盘复古”的不可能和不应该。那种以“国粹”为名的复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伟大进步潮流的悖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背离。

　　中国文化传统有许多优秀元素、优秀成分、优秀遗产，我们应当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用发展的眼光对待这些传统。无论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还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观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等，都是我们今天文化建构、文艺创作的重要资源。事实上，鲁迅、老舍、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王蒙、莫言、陈忠实、张艺谋、陈凯歌等，这些现当代中国文艺界的标志性作家艺术家无不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他们并不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复古”，而是在深刻观察现实、积极汲取现代思想观念之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尊重人性、主张平等的现代文化中展现新的生命力。

　　我们应该意识到，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河流，流入现在并且还将流向未来，但正如我们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回到传统中去。过去时的传统不可能全然复盘，更不能说“过去”什么都好、都理所应当被发扬光大。传统中一部分已经成为糟粕，或只有历史研究价值；传统中另一部分已是时间的陈迹，不可能再回到现实中来，只能放进博物馆。只有那些还能够与当今时代产生化学反应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被继承，才能得到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任何时代的文艺高峰，都不是匍匐在古人脚底下筑就的，即便那些打着“复古”旗号的文艺运动，其实都不过是借古人酒杯浇灌现实块垒而已。艺术家只有站在传统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更远。“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这是古人都有的眼光，今天我们在创造文艺新高峰之际，更应该有这种自信心和开创性。

　　中国与世界

　　中国文艺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没有一个文艺高峰时代不是在吐故纳新的开放中到来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现代大国。但我们必须承认，近200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文明的影响息息相关。晚清以来，从现代工业、农业、教育、文化到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用品，都能看到西方影响。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等，也无一不受到不同国家的影响。文学艺术领域，从白话文到《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现代诗到白话小说、从电影到电视剧、从话剧到流行音乐，也莫不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是中国从深怀“开除球籍”(鲁迅语)的焦虑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最终积极影响世界的过程。因此，现代中国的文化不是与世界文化对立的文化，不是自我封闭的文化，而一直是也必然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艺高峰，如果脱离了世界文化的八面来风，是不能想象的。

　　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性、中国化、中国特色是建设现代化国家、融入世界体系过程中求同存异的重要发展路径。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一种世界市场，而且也创造了一种世界文学。实际上，《国际歌》中所唱的“英特纳雄耐尔”也表明共产主义是超越国界的。但是近年来，与国粹主义、复古主义观念相联系，一些人过度强调中国与世界文化的截然对立，造成这样的人为割裂：似乎文学只有两种，一种是文学，一种是中国文学；电影也只有两种，一种是电影，一种是中国电影。“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要用民族的特性去创造属于世界的文学。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我们需要一种求同存异的眼光，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创造对世界文明做出中国人的贡献，满足世界上更多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怎样才算“讲好中国故事”？我以为，不但要让世界来听中国故事或者是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还要让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让中国故事为世界所需要，让当代中国涌现更多像李白、杜甫、曹雪芹那样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文学艺术大师。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文艺的高峰必然来源于中国文艺胸怀世界、放眼人类，在这个被马克思描述过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创造真正属于世界的中国文学艺术高峰。

　　当代与未来

　　用理想照亮现实

　　无论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传统，还是中国面临独一无二的时代命题，都决定中国走的道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文学艺术必须深刻认识并反映出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现实性，才能创造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艺高峰。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中国近200年来所发生的全方位变化，也许超过了过去几千年。改良、革命、变革、改革，贯穿近200年来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文学艺术如果仅仅停留在图解现实和简单化的歌功颂德上，停留在刻板阐释和模式化描述上，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文艺高峰的。没有理想主义、没有对未来的预期，文艺就无所谓高原，更谈不上高峰。

　　正如许多理论家比喻的那样，文艺不仅是一面镜子，而且也是一盏灯，它照亮现实、照亮心灵、照亮未来。因此，文艺创作必须具有对现实的某种超前性、超越性，它必须体现出一种先进向上向善向前的道德力量、美学力量、社会力量。几乎在每个时代的文艺高峰之作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理想的力量、浪漫的力量、人道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是通过批判现实主义来体现，但更多是通过新人形象的塑造、新文化精神的提炼、新社会理想的憧憬来传达的。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俄罗斯普希金时代，从鲁迅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代表性作品，产生过多少激动人心的对于未来的想象和渴望。毛泽东同志曾用这样一段话描述他心目中的未来中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借此描述文学艺术中的理想主义也是很恰当的。伟大杰出的文学艺术，一定要站在历史发展潮头，不仅为今天的现实树碑立传，更要为明天的理想殚精竭虑。高峰，是用来眺望未来的。

　　不要厚古薄今，而要背靠传统、植根现实；不要坐井观天，而要立足中国、胸怀世界；不要犬儒主义，而要拥抱大地、仰望星空。创造新时代的文艺高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需要我们正确认识文艺创作规律，真正反映时代变化脉络，体现时代进步精神，表达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对自由、平等、法治的理想追求，表现出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积极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文艺的高峰既是艺术的高峰，更是思想的高峰，是艺术家乃至中华民族高瞻远瞩、悲天悯人的精神高峰。要攀上这个高峰、贡献出新时代的里程碑之作，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的坚韧、披风沥雨的筋骨、脱胎换骨的勇气、披荆斩棘的毅力，更需要穿云破雾的智慧。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