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的里程碑

　　原标题：现代化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的里程碑

　　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里程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里程碑意义，在实践中自觉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人类社会形态演进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协同变革的过程

　　1883年3月14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伦敦逝世。作为对马克思一生的总结，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¹恩格斯的这段话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核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研究“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既是生产力水平提升飞跃的过程，还是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关系持续革命的过程。在这三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人类社会形态进行阶段划分时，都曾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在生产力层面，马克思指出，“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²而劳动资料或劳动工具则是区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³马克思按照劳动资料或劳动工具的标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称之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大机器时代。

　　在生产方式层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⁴这表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经济形态，第二个阶段是商品经济形态，而第三个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形态。在自然经济阶段，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商品经济阶段，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商品和货币关系间接结合起来，私人劳动还必须通过市场这一中介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产品经济形态是对自然经济形态的否定之否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新的意义上直接结合，私人劳动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载体都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有计划按比例”配置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新型生产方式。

　　在生产关系层面，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⁵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社会五个阶段，进行这种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各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差异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差异。

　　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推动体系化的改革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向来重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把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体系化的整体进行改革，从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座又一座的里程碑。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里程碑：一化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个经历常年战乱、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局面，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恢复和发展，尽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成为过渡时期的中心工作任务。1953年，我国确立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也被概括为“一化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拥有十分清晰的理论依据。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变革，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统一，不可能仅仅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者仅仅变革生产方式。毛泽东高度重视过渡时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协同作用，在《农业合作化报告》第七部分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什么原因呢?......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肥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社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⁶

　　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配置方式的颠覆性变化，而农业集体化属于调整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变革，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 ，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⁷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从“体系”和“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而不是仅仅从部门技术变革或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两个独立的方面考虑问题的。这种体系化的思维方式集中体现在：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既从生产方式(一般)视角改变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配置方式，又从生产方式(特殊)视角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两方面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

　　把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统一起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理论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任务。

　　2.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里程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改革开放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协同变革的经典案例。市场和计划都属于资源配置方式，而资源配置方式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如何合理地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因此，可以将市场和计划理解为宏观层面上的生产方式。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是要改变计划产品体制下僵化的所有制结构，促进包括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1978年以来，我们逐步坚定了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突破了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和实践“禁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突破了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对立，彻底转变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作为理论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实践活动迫切要求理论上进一步突破创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

　　另一方面，所有制层面的改革几乎是与市场体制改革同步启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掀起了所有制改革的序幕，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逐步转变为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农民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由，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生产主体和消费单元。从1984年起，城市国企改革也逐步展开，大量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而国有企业也在市场大潮的洗礼中实现了优胜劣汰，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两方面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充实了市场的微观主体，促进了市场竞争，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理论上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世界性难题，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协同调整，为我国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跃升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体制动力，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里程碑。

　　三、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系化发展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形态演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进一步发展，也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新实践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刻内涵，在实践中自觉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化经济体系演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之一。作为商品经济形态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载体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进行配置，进而展开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社会形态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三者的统一，生产力是指一般意义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而生产关系是指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因此，要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系的飞跃，就必须推动生产方式在一般和特殊双重层面上的演进。

　　1.生产力层面：深刻领会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技术走向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两个要素，仅从生产力自身来说，要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资料质量两个方面着手。从劳动者素质来看，我国目前劳动者素质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状况，主要表现在高端人才和基层技术工人的双重短缺，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教育发展思路，在培育科技精英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要集中优势资源推动少数重点高校、科研院所、拔尖学科的发展，又要从根本上转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塑造规模化、专业化的技术工人队伍。

　　从生产资料质量来看，当前新科技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知识革命、信息革命，其核心特征是知识、技术和信息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从引导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根源在于人类无法掌控供给、需求的准确信息，只能通过市场试错的方式交换私人劳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旦知识和信息真正成为公共产品，人类可以在共享知识和信息的条件下逐步缩小市场作用的范围，从而把社会形态推向更高的层次。为此，应突破制造业、服务业的二元思维，坚定不移地推动工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适应和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方向，提高掌控市场和管理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

　　2.生产方式层面：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配置

　　从生产方式的演进方向来看，要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配置。改善产业结构，处理好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产业间的配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以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在这其中，需要着重处理好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两对关系。一方面，需要在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合理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既要鼓励现代金融业态发展，又要抑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并推动更多的资源进入实体经济，夯实国民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需要把握好科技创新和劳动就业的辩证关系，既要促进资源流向高技术含量、高投入产出效率的研发领域，但又不能因此弱化劳动就业工作，可通过发展“高质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协调两者关系。

　　统筹城乡关系，处理好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配置问题。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是这一过程中不可逆转的事实，而生产资料伴随着劳动力向城市无序流动，必然造成农村的凋敝。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不仅是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同时也应推动特定生产资料向农村流动，特别是需要鼓励技术、农业人才和资金向农村流动，与此同时落实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规模化经营，在更高层面上整合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全面推动农村振兴。

　　协调区域发展，处理好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区域之间的配置问题。区域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空间载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需要在区域上落地才能展开生产活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区域发展布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从早期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到2010年后涉及所有省份的各种经济区划和区域战略，“十三五”时期，我国着重打造京津冀大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大经济区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融经济、政治、文化为一体的首都特区，而长江经济带则是要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重的跨区域协调经济带。

　　推动全面开放，处理好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国内和国外的配置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应在国内国外协调配置。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要把国内产能过剩、缺乏资源的产业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更重要的是推动人才、技术和资金走出去，实现全球视野的最优配置，创造双赢的投资局面，引领世界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3.生产关系层面：加强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带动

　　从生产关系的改革路径来看，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加强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积极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公有制经济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提供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和战略性高新技术，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与此同时，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4-375页。

　　[2]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2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48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