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的现实性品格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江守义教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实践。在他们看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学问题都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实践关系。对实践的强调形成了一种现实性品格，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论最显著的特点。

　　现实性品格首先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论思想立足于现实，是现实需要的产物。

　　其一，直接针对当时的某种社会思潮，对作品进行分析。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针对现实中混淆视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对卡尔·倍克《穷人之歌》和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批评分析，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危害，从而为文艺的发展乃至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倍克在《穷人之歌》中幻想金融贵族通过慈善事业来解救穷人，同时歌颂胆小怯懦的小市民和耻于乞讨的穷人，是基于他的“小市民的幻想”，根本无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形，既无视贵族行善等于消灭自身存在的基础，也无视当时“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倍克在诗歌中幻想存在一种“普遍的爱”，其实是对社会的歪曲，泯灭了社会的矛盾。格律恩在《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从抽象的人的角度来肯定歌德，忽视了歌德是一个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歌德复杂性的遮蔽折射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漠视。

　　其二，从现实的革命需要出发，要求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和革命一致的倾向性。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件中，恩格斯指出《城市姑娘》虽然在人物塑造方面表现不错，但围绕人物活动的环境却没有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城市姑娘》完成于1887年，写的是“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1800年或1810年前后的空想社会主义时代还可以理解，但在恩格斯看来，1886年伦敦东头的工人已经觉醒，《城市姑娘》里的伦敦东头工人却依然“消极地屈服于命运”，不积极反抗，不仅没有反映出伦敦工人运动的真实状况，也和当时“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没有反映出当时的现实环境，也忽视了革命的现实需要，即使人物塑造得不错，人物活动的环境与现实环境不一样还是让作品的现实性品格大打折扣。

　　其三，注意到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问题，这是马克思正视现实的结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这一命题，表面上看这和马克思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有冲突之处，但实际上并不冲突。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个基本原则，但作为上层建筑顶端的艺术和经济基础之间还隔着政治、道德、宗教、法律等中间环节，中间环节的存在让物质生产不能直接决定艺术生产，这样物质丰富与艺术未必发达的不平衡问题就可以从社会结构上获得理论支持。同时，从实际情况看，有些时候艺术发达的时候物质不丰富，艺术不发达的时候物质丰富。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实际情况，都是现实的存在，“不平衡”这一理论问题的提出，从侧面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品格。

　　现实性品格的另一表现是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文艺要能够真正反映现实。

　　文艺反映现实是个老话题，但什么是现实却是言人人殊的事情。在马克思之前，文艺理论对现实的理解主要有“镜子”式的现实和通过情感反映现实这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的共同之处在于作品中的现实是一目了然的，或者在作品中直接呈现出社会的现实面貌，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摹仿”和左拉所主张的“自然主义”；或者在作品中展示和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情感，如华兹华斯所说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和托尔斯泰所要求的有“感染”性的感情。在吸收别林斯基和黑格尔等人的相关观点后，马恩对作品中的现实有了自己的理解。文艺要做到真正反映现实，就不能停留在模拟(虚拟)现实或反映现实情感的层面，而需要超越这一层面。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实现超越：

　　一是用超越表层的生活图画来探究隐藏于其中的现实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分析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时指出，小说表面上刻画了形象丰满的鲁道夫和玛丽花等人物，但小说及小说吹捧者(青年黑格尔派)用抽象的思辨来统摄小说，用宗教的救赎精神来塑造人物，看起来人物是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展开活动，但没有真正把握现实，将具体的现实消融于抽象的思辨之中，人物最终走向作者设计好的道德规范之中。就小说内容看，展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变化和命运归宿，提供了一幅看起来很生动的生活画卷，但人物的变化和归宿与人物本身的性格和经历不相匹配，实际上“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不仅回避了现实，还歪曲了现实。《神圣家族》虽然没有指出隐藏于小说中的现实关系究竟是什么，但指出《巴黎的秘密》“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还是突出了写“现实的人”的重要性。

　　二是超越作家情感和作品表现之间的同质联系，区分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和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之间的差异，以此来衡量作品反映现实的程度。在关于巴尔扎克世界观和创作不一致的评论中，恩格斯表现出对情感倾向和现实描写关系的另一种理解。巴尔扎克在作品中走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对立面，“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巴尔扎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能够真正从现实出发，如实地描写人和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由于巴尔扎克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尽管他的世界观和创作之间存在矛盾，也不妨碍他在作品中真正反映现实，在恩格斯看来，这恰恰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三是将历史发展趋势作为现实的一个维度。历史发展趋势虽然不是当下的现实，但扎根于现实之中，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即是对现实走向的把握，它可以折射出历史真实，因而也是现实性品格的一个方面。在给拉萨尔的信件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用历史发展趋势作为衡量《济金根》的尺度。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济金根》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就当时的环境而言，骑士阶层已经是一个终将被历史淘汰的阶层，当时新兴的阶层是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济金根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忽视新兴阶层在变革社会中的作用，只能是一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恩格斯同样认为，济金根领导的“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实现，但贵族和农民结成联盟的历史条件在当时不具备。《济金根》“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是“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

　　现实性品格还体现在文艺如何真正反映现实，这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艺术手法的理解。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都重视人物塑造的真实性。马、恩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书评中，主张文艺作品要真实地描写人物的形象，要像现实主义画家伦勃朗那样把人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此外，恩格斯要求作家要对人物“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同时指出其关键在于“细节的真实”，只有“细节的真实”，才能写出生活本身所固有的因果关系，显示生活的合理性，从而让人相信。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倡“莎士比亚化”。要求人物塑达到真实性，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文学创作如果能像莎士比亚的剧作那样，将人物活动和社会生活有机地组织起来，让人物在活动环境中获得自身发展的一致性，人物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样可以避免席勒创作中部分出现的观念化先行的情况。

　　其三，将真实性和倾向性有机结合起来。文艺的现实品格不仅在于文艺的真实性，也在于真实背后隐含的倾向性。文艺不仅要反映现实，文艺还要对现实产生影响，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何结合呢？恩格斯主张作家的倾向性应该通过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强烈的革命倾向性来源于艺术描写的高度真实性。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结合，才能让文艺真正有效地反映现实并作用于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文论对现实性品格的关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将文学看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关注的文学大多是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关的文学。对文学现实性品格的要求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也是文学在现实革命斗争中的一项使命。恩格斯明确表示，一部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动摇了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即使作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这部小说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文学的现实性品格最终归结为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