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构想和行动方案

　　原标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构想和行动方案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作者:王新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21世纪以来，新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旧有的全球性问题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又呈现出前新的特征，人类将以怎样的方式共存于同一个世界的问题再次摆在人们的面前。站在今天反观历史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在上世纪末“历史终结论”的乐观主义情绪感染下提出的世界理想如今饱受质疑，连他们自己也越来越对它的实现感到底气不足。这时人们期待着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与自由主义两相对峙的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回答。在这种世界背景下，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习近平的这一呼吁是建立在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思想之上的。这一系统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存之道的时代方案，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这一时代方案贡献的中国智慧。

　　一、现代世界的深刻联结及其原处动因

　　近代以来，无论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形成，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难以分割。今日之世界格局以及背后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现代思维方式，无论是成就还是问题，都是从商业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开始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近代以来的商业资本兴起于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及其后工业革命的爆发，在18世纪已经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它的积累主要通过贸易中的差价实现，当国内的价格落差不断缩小、利润逐步降低时，商业资本便必然要向外扩张，通过海外贸易追求利润，这便是经济全球化的原初动因。现代世界因商业资本向国外的扩张而联为一体，因此这也是现代世界深刻联结的初始动因。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最初实质上是西方商业资本在全球的无限扩张中启动和推进的。

　　西方商业资本全球性扩张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也扩展到包括精神文化领域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传播了西方文明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徒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3]由此可见，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世界性传播并非因为它们先进和普适，它实质上是西方商业资本全球性扩张的衍生效应，是一种历史现象。

　　西方商业资本的扩张，为现代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在短短数百年间，由西方商业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将契约精神和平等交往的理念推向世界各地，改变了现代人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资本天生就是超越国界的，因此它的世界性扩张也改变了国家间关系。必须肯定，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理解，构建了现代人的世界观念，从而形成了国家应当在共存底线下肯定他国合理利益的世界观念。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才得以确立。但是必须看到，商业资本攫取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在国家关系上必然要将制造差别和不平等而不是将制造一致和平等作为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资本才能继续保持动能不竭，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开疆拓土，获得增殖。还要看到，由西方商业资本发动的全球化塑造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现代经济交往方式。这种经济交往方式拓展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就必然随之受到冲击。近代早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为了更好地控制经济落后的国家，从而在这些国家攫取商业利润，在全世界建立起殖民地，于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主导与依附”关系便成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模式，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乃至生活方式也由此在全球传播开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不同国家以资本为纽带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世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度地联为一体。

　　现代世界因为深刻的联结而出现了繁荣，但是却没有因此而走向和平，相反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时刻伴随着战争与危机。单纯由商业资本提供的动能是盲目和具有破坏性的，永无止境地追逐利润是它的本性，因此它不仅不是人类相互依存的内在根据，而且也无法提供和谐的世界秩序。在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阻止冲突和战争的蔓延，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就是这样一种理性努力的成果。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冷战，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两极对立格局”中，意识形态冲突取代了殖民主义冲突，世界和平的希望再次破灭。这一时期，核武器竞赛第一次将人类推向了随时可能自我毁灭的边缘。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而单极格局同样没有给世界带来稳定与和平，地区冲突依旧频繁发生。当今美国“一超独大”的单级化格局已经难以维持，在冲突和动荡中世界“多极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寻求人类共存之道又成为新的问题。

　　二、自由主义的世界方案及其价值依托

　　在商业资本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国家转变为服务于商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工具，而发端并形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则成为与这一政治权力工具相互支持的意识形态。面对现代世界的深刻联结和重重危机，自由主义试图为我们塑造一种永久和平的世界理想。

　　自由主义所塑造的世界理想建基于特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来源于两种价值观的历史融合，一是西方价值观，二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前者是文化源头，后者是阶级归属。它们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融合之后已经浑然一体，为庞大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提供着强大的价值支撑。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原初形态，而自由主义则是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辩护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许多后发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在它们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以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主张，将会非常自然地成为一种为市场制度开辟道路的思想资源，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产生影响。这种价值主张也必然要求以其为根据进行制度设计，因此它试图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模式改造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解决旧体制遗留下的问题。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实是，在许多后发市场经济国家里，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和制度设计在其传播过程中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抵制，有些是经济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有些是文化上的，还有一些是宗教上的。这些抵制力量相互交错，使得自由主义价值观不得不发生某种适应性变形。这种变形不仅没有使自由主义更加适应变化了的世界，相反却使它试图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与垄断资本之间的隐秘关联清楚地暴露出来。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自由主义所宣扬的高远理想和宣称持守这些理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裂隙。每当国家利益与高远理想相冲突的时候，国家利益就会胜出，双重标准就会出现。这样一来，遭受质疑的就不仅是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国际秩序，这面旗帜本身也因此而蒙垢。

　　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应和了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转变的要求，因此它所代表的思想体系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全球一体化”战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具体体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国家竞争异常激烈和文化多元化诉求不断增长的当代国际背景下，这种价值主张不仅遭到政治上的怀疑，而且遭到文化上的阻击，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在当今的时代谋求共存之道?在这一问题上，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和它所发挥的作用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中包含着对差异化的尊重，因面有助于人们对多样文化共存的国际交往原则的理解；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根据进行制度设计，必然夹带着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的霸权要求，从而对人类谋求多样文化共存的合理世界秩序形成障碍。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掣肘，必然使自由主义在回答人类怎样共存的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建立“世界国家”而达到世界和平的设想便是这种矛盾性的典型体现。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纳斯鲍姆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说，将建立“世界国家”作为人类的共存之道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在道德上也与自由主义所持守的基本价值自相矛盾。这是因为，“国家主权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它是人们维护自己自由意志的途径，是人们维护为自已立法这一权利观念的途径。”。[4]自由主义不能一方面声称尊重多样性，另一方面又主张用所谓“普世价值”消除多样性。无论是试图通过构建“普世价值”消除文化差异，还是试图通过建立“世界国家”消除国家间冲突，都是试图通过消除文明的历史差异而实现永久和平的世界理想。这种世界理想是西方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翻新和活化，具有明显的西方优越论和意识形态色彩。

　　三、超越文明冲突论的中国智慧

　　商业资本虽然为全球化提供了初始动力，但全球化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因此当代世界文明并不是西方文明单线扩展的结果。当代以及未来的世界文明，必将是不同文明通过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文明成果和文明形态。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正是在这种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包容互鉴、互惠共荣的理念和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意识才可能逐渐形成。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民族的文化交往进一步加深。通过不同文明的交融互鉴，超越近代以来形成的“零和游戏”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在合作中寻求共贏，在对话中消除分歧，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文化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美美与共”等理念在新的国际共识形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明孕育了不同于西方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解。“和”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要素，在文明关系问题上，它所强调的“和而不同”迥然不同于西方“以文明化野蛮”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追求“道”,而“道”的实现则要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这便是“和而不同”。“和”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一种理想，它的基本内涵是差异互补、共生共济、和谐共荣。“和”的理想落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就是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理想落实于文化交流，就是要兼容并蓄、多元互融、文明互补，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寻求文化的新生长；“和”的理想落实于国家间关系，就是要将“睦邻相处”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最终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

　　面对21世纪新的世界格局和历史发展趋势，习近平运用中国智慧对文明关系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说:“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文明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6]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是基于中国智慧文明关系的理解，也是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对新型全球合作关系的理解。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存之道的当代回答，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认为，当今时代人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另一方面，人类也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7]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不同文化、国家、制度之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差异，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又比任何时代都更易于引发危及整个人类生存的灾难性后果。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问题和矛盾必然存在，但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方案应对问题。习近平说，在这样的时代，人类的命运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休戚与共。人们应当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不同的国家应当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在具体做法上，应当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8]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理想和行动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科学认识、关于未来的崇高理想、关于改造世界的积极行动的有机统一，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一部充满冲突和战争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商业资本的世界性扩张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历史将会永远延续资本扩张的强制性逻辑和由它导致的文明冲突的国际秩序。习近平说: “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9]人类的历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们的理想、认识和行动。没有对人类美好未来的理想指引，没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没有这两者有机结合之下的人类实践，就没有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正是在理想的指引下，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根据认识而进行的行动创造了历史。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思想，体现了人类美好理想和科学认识的有机统一。这一思想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出发，在理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科学分析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历史进步的行动方案，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用世界历史理论阐释了15世纪之后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出现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结果，即民族交往的扩大使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走向“一体化”，整个世界形成为有机的整体。和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推动的结果不同，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即具体民族的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世界历史的思想使马克思能够超越地域民族的和阶级的狭隘眼界，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归结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历史，从而把握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历史的理论也使马克思能够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哲学论断落实于对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体现的必然性的考察，并将作为价值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作为事实的历史发展统一于改造社会的实践。这为他开创以实践为基础、以事实与价值相统一为方法论原则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这一世界历史理论也在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过程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极大丰富和深刻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容。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当代世界历史理论”。十九世纪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还只是一种初露端倪的发展趋势，伴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已经真正将世界联为一体，马克思当年天才的理论推演已经变为真实的现实。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当代世界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彼此交错、和平力量增长与毁灭性战争风险同时并存、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融合的矛盾不断显现、征服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理念相互纠缠，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近代西方商业资本扩张过程中世界经济一体化所造成问题的简单延续，而是新时代中的新问题，因此需要以新的理论加以回答。习近平提出的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的理念和行动方略，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理论最好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捍卫和发展。虽然唯物史观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但马克思从他那个时代激发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的急迫需要出发，主要从历史运动客观规律的角度，而没有从道德规范的价值角度考察世界历史。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决定论基础上的历史单线论。这种批评固然是错误和片面的，但它也说明我们在阐明世界发展大势时，需要全面运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用崇高的道义占据制高点，而不是仅仅诉诸事实性措述。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道德理想，以当今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为事实依据，并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人类应当怎样共存和能够怎样共存的问题给出了科学而又有道义高度的回答。这一回答坚持和捍卫了唯物史观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人类共存理想。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一崇高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实现的。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立足于他们的时代，通过回答时代的问题推进这一崇高理想的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也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国际范围内的阶级矛盾与文明冲突相互交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并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立足于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方略，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答。这一回答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和谐共存的世界理想的中国表达，而且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崇高理想的时代表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4].玛莎？C？纳斯鲍姆:《正义的前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4-525页。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8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1-544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