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十年:672个孩子一个家
央广网成都5月7日消息(记者 陈锐海 郑重)安康家园这扇门,如今出入的人屈指可数。
常年生活在小院里头的,仅剩5个初中生和6个照顾他们的“安康妈妈”。人气最旺也要等到周末——其他43个孩子从寄宿高中回来的时候。再过四年,等年纪最小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小院将彻底人去楼空。
这个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专门设立的家园,位于成都市双流区,曾经生活着672个在震中失去父母或家人的孤困儿童。他们把这儿当成“第二个家”,在这个“避风港”里疗伤,走出心灵的余震,重建震后的生活。
十年间,长大的孩子一拨接着一拨走出家园的大门。他们把童年和青春期留在身后的院落,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有人参军入伍,有人走入大学校园,也有人忙碌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不管去处如何,在园长胡源忠的眼中,这些孩子都“在或深或浅的伤痕上,开出成长的花”,“每个人都是我的骄傲。”
“天都要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绵阳安县,地震发生,11岁的彭豪迅速从教室跑出来。
之后,他没等来父母,却被前来接孩子的同乡告知,他的爸妈可能不在了。“没有看见人,反正我还是不相信,就一直等。”第二天,小彭豪等来带着噩耗的伯父。
直到回村,他才相信这个现实。眼前的两座山合在一起,整个村庄都没了,连一块砖也看不见,全是石头。爷爷、奶奶、妈妈,还有两岁的弟弟,当天就在家,或许全在废墟之下。在外开货车的爸爸,至今仍杳无音信。“每次给他们烧纸,都是凭着大概的位置,找一个地方跟家人说说话。”彭豪完全不知道家人遇难的具体位置。
一夜之间,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开始对未来产生莫名的恐惧。“天都要塌了,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在彭豪对前路感到“迷茫”的同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倡议专为四川震区孤困儿童设立一个安康家园。在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资建设后,安康家园于2008年5月18日在日照成立,并接收来自四川德阳、绵阳、广元、阿坝州等地31个县(区、市)的712名重灾区孤困儿童。当时他们年龄最小为3岁,最大19岁。
一年后,安康家园从日照迁回成都市双流区,除去已经离开家园的高中生,当时仍有672名孩子生活其中。
走出心灵的余震
刚到安康家园,彭豪依旧对未知的将来充满不安,“也不知道家乡这边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以后自己一个人怎么办?”他有很多心事想找人说,却不知道找谁,只能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有些话要和最亲的人才能说。”
当时安康家园有86位具备教育、心理和护理经验的“安康妈妈”,专职负责灾区孤困儿童的学习、抚养、教育。但彭豪“那个时候特别不信任阿姨,总觉得是外人”。
在安康家园照顾了9年孩子的李书曼还记得,孩子们刚来时“有防备的感觉”。有时看彭豪心情不好,李书曼过去搭话,他却不吭声。他们的屋子也总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怕挨骂。“感情和信任是需要用时间慢慢培养的。”她给情绪低落的孩子自处的空间,等他们平静了,才走过去,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聊聊。
每逢父母周年祭,平时爱打闹的男孩子会变得“很封闭”——放学回来就躺在床上,话也不说,到了饭点,水米不进。对此,安康妈妈什么也不说,把这几个男孩拉到家园附近的田埂上,让他们在水沟旁给爸妈烧点纸,说说话,哭一阵,回来后就好多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能做的,就是在他们不需要我们时,我们在旁边看着;在他们需要我们时,一转身就能找到人。”几乎每个受访的安康妈妈都认为,在震后的最初阶段,除了让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干预外,他们能提供给孩子的,就是陪伴和依靠。
有段时间,一个宿舍的八个女孩儿轮着做噩梦,梦到地震,大家被吓醒,然后开始哭。安康妈妈跑过来,守在她们身旁,或者把孩子叫到自己屋里,娘俩躺在床上,开始“扯话题”——“梦见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在想你了。”黑暗中,阿姨在偷偷抹眼泪,然后笑着说:“现在有我在这儿照顾你们,没关系的。”
彭豪还记得,“跟阿姨聊多了,熟悉之后,心里有什么话也就自然说出来了。”
之后,李书曼发现,原本不爱说话的孩子会跑过来,跟她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有时他们把老师奖励的零食带回来,给阿姨留着,自己却舍不得吃。时间一长,年龄小的娃娃喊她“妈妈”,大点的则叫“李妈”或“阿姨”。比起一开始,彼此间的“距离要近一点”。
“感觉她们其实挺累的”
抚平心头的伤痛是困难的,但过好日常的生活也不容易,尤其是要同时照顾672个孩子。
安康妈妈的一天就跟打仗似的,围着这帮孩子转,时间被精准地切成碎片。清晨五点半起床,督促他们洗漱、收拾内务、吃早餐后,再整形队列把孩子们送到附近的学校。回来后,洗衣服、晾被子,折腾完家务,太阳也就挪到正空,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周而复始。
夜里孩子们睡下,她们还要时不时来到门外,趴在小窗上,借着弱光看大家踢没踢被子,等回去睡觉时,时间已过零点。
照顾了近十年孩子,李书曼和同事们最怕娃娃生病。“每个孩子一年生一次病不过分吧,600多人,平均每天就有2个。想想就……怎么过来的呢?”
有一天夜里,都过十二点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发起高烧,这把李书曼急坏了。偏偏屋外又下大雨,实在没办法,她只能把自己的衣服披到娃娃身上,抱着他打了一辆车赶到医院。验血、验尿、打针,小男孩一晚上都缩在李阿姨怀里。
回来后,李书曼把孩子放到自己屋里,隔一会儿就摸他的头,看有没有退烧,一夜都没睡好,“如果你给他耽搁了,引起其他并发症或者后遗症,我们心里会很内疚,不好交差。”
“她们其实挺累的,基本上一天24小时陪着我们,连家人都没去陪。”彭豪说,有时阿姨的孩子会被送到家园和妈妈玩一会儿,然后只能哭着被带走,“看着挺心疼的”。
刚来的那段时间,李书曼的儿子正在读初三,即将中考,但她回家的时间寥寥无几,总担心青春期的儿子缺少管束,在外面学坏,所以每天晚上都给儿子打电话,“交流一下”。一开始她很难适应这样的工作,也考虑过离开,但总想着做完这学期,等娃娃们放假了再说。慢慢地,她又觉得相处下来,跟娃娃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最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孩子可以爱,但不能惯”
八人一间的宿舍收拾得整洁干净。床头的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平整的床单鲜少出现褶皱,窗台上的杯具朝向一致,地面不能脏,垃圾每天扔,出家门必须报备......安康家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里实行着半军事化的管理。
“孩子可以爱,但不能惯。普通人家的孩子有父母,不说再为你遮风挡雨,但他在后边能推着,或者在边上能为你打气。咱们孩子面对风雨是360度无死角,都得自己扛。而且说实在的,他们羽翼未丰,哪怕是大学毕业,离开时也还比较稚嫩。”园长胡源忠说。
他在孩子们的眼中是一个“严厉的爸爸”。当过兵的他,脸上总挂着严肃的神情。男孩只要在外跟人打架,不管什么原因,他都要先批评教育。周末一到,女孩子三五成群出去玩,要是碰上老问她们“作业写了没”的胡园长,脸上的欢笑马上消失。孩子们挺怕他的,在“胡爸爸”面前免不了要规行矩步。
严格管教之中夹杂着摩擦和冲突,尤其在面对叛逆期孩子时,安康妈妈常被气哭。
现在回想起来,彭豪觉得读职高的那三年,是自己最叛逆的时候。每天总想着玩,上课不认真,晚上也不好好休息,宿舍几个男生躺下后总爱聊到三更半夜。照顾他们的李书曼唠叨起来,他们觉得烦,不爱听,有时候还会杠上几句。火气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句“关你什么事?你管我干什么?”就随口砸了过去。
过后冷静下来,彭豪又后悔了,他知道阿姨肯定会伤心。但这个犯错的男孩儿又拉不下面子去道歉,只能在阿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在旁边插一两句嘴,“让她知道我做错了”。
“我们就是要给他家的感觉,家人之间要互相包容理解,但也要有规矩,犯了错就得批评教育,这些都要有。”李书曼说。
少年出走
时间在这座院子里留下不少印记。十年间,白色的墙壁开始泛黄,新建家园时刚栽下的树苗已高至两层楼,安康妈妈的头上也藏了白发,孩子们逐渐拔高,一拨接着一拨离开家门,到墙外的天地刻画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安康家园生活了六年,彭豪想去看外面的世界。2014年,17岁的他刚从职业高中毕业就打算出去“拼一下,把自己养活,不再给家园和家人增添负担”。
他从小就在父母的呵护下生长,地震后又有安康妈妈的照顾,突然要出去自力更生,李书曼总放心不下。更何况这是一个脾气火爆、看到伙伴被欺负就能干架的少年。出发前,李书曼一直叮嘱他:“刚出去肯定会吃亏,要学会忍”,“在外面做事要认真,把一件事做好了才叫把事做了”。四年前,他把这些话打包进行李袋,拉出了家园。
现实世界跟想象的相差甚远。车间的流水线上,彭豪的工作只有一个——往汽车里加水箱。他从早忙到晚,十个小时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不到两个月,他觉得“很烦恼,这样下去没有意义”。
受委屈时,彭豪特别想给李书曼打电话,但有时还是放弃了——怕她白操心。等到阿姨打过来,问工作怎么样时,彭豪却笑嘻嘻回复:“还挺好的,很习惯。”
拿了第一份工资,960块,他骑着电瓶车跑回安康家园,要请李书曼吃饭。“她照顾你那么久,赚了钱还是要回去看一下,不管是多少钱。”那天阿姨很高兴,还没吃完饭,就把账结了,“她觉得我们刚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那一天,彭豪烟不离手,一根接着一根,李书曼还跟以前一样唠叨他:“我说你少吃点烟,你这么年轻,等你活到七八十岁,烟龄都几十年,好吓人。”
后来,彭豪换了手机号码,有段时间没联系李阿姨。其他离开家园的孩子,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人也没能和安康妈妈联系。太久没收到消息,李书曼会想:“娃娃们现在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她心理还是担心:“这些孩子家里是没有人给他出建议的,也没人去问他在外面工作如何,各方面如何,没得人去关心他,最怕他们走上歧途。”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
最近,李书曼和彭豪联系上。让她感到意外又欣慰的是,汽车厂的工作,彭豪一直做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车间管理员,月收入有五六千元,“我说阿姨觉得你能坚持四年挺不错的,给你个赞。”
21岁的彭豪已经谈了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以前“月光”的他,如今开始省吃俭用,想尽快攒钱,好买房买车。
十年来,624名离开家园的孩子,有282人步入大学校园,342人从职高毕业或直接就业。这群从地震中走出来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人参军入伍,有人还是在读研究生,有人当了老师,也有人成了人民警察......每一个人都是园长胡源忠的“骄傲”。
时间退回2008年10月,成都安康家园正在建设,当时在民政局工作的胡源忠,被派去北京树人·瑞贝学校看望暂时安置在那儿的震后孤困儿童。教学楼的走廊上,他看到教室里站着三个来自重灾区的小女孩,她们正唱着一首歌:“我想有个妈妈,我想有个爸爸......”看到她们还那么小,胡源忠眼角泛光。
这些年,长大的孩子逐渐离开家园,胡源忠倒也没怎么伤感,“走了一拨,后面还有一拨呢”。但他不知道最后一拨孩子离开时,自己会松一口气,还是感觉不舍,“也许要到那一天我才能知道自己应该是个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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