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丨张俊伟：提升发展质量助力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而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提升发展质量。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这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处于低收入或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发展、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的基本国情也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如：虽然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已有约220种主要工业产品(如钢铁、水泥、建材等)产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稳居世界首位；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我国居民出行和居住条件显著改善，“汽车社会”已经来临；反映我国居民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2016年为30.1%(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为29.3%，农村居民家庭为32.3%)，整体处于由相对富裕向富裕水平过渡的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而是“好不好”“在什么层次上拥有”的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上述矛盾，就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发展，更要有高质量的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殆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在劳动人口既定甚至逐年下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继续追加投资、提高人均资本占有量固然重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是不可或缺。更何况，过去40年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为我国积累下巨额社会财富(如生产经营性用地、厂房、机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这也为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实现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从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从外延式经济增长转向内涵式经济增长。上述过程换个角度进行考察，恰恰就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过程。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后出现的客观现象。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是消除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状态(即“二元经济”)，迈向统一的现代工商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也是全面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因此，高质量发展的直接目标，就是全面完成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列宁曾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特殊语境下判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实现现代化的“经典”标准。但学界公认的看法则是：现代经济始自英国工业革命，是基于机械化、专业化、社会化、科学化的生产方式。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经济又被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如信息化等)。具体到我国将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它至少应该具备如下特征。

　　一是消除“二元经济”状态、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显著缩小。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区别，就是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就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由1980年的29.9%下降到了2017年的7.9%，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已经不大。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58.5%，但比同等发展水平经济体低约7个百分点。如果按户籍计算，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占比将进一步下降，传统农业将得到深刻改造。随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也将明显缩小。

　　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稳定的高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收入水平。从国际经验看，受产业结构升级遇阻、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公众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等因素影响，“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通常也是风险因素较多的发展阶段，很容易爆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出现社会动荡，最终使工业化进程受阻、谋求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功亏一篑。我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扎实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通过不断提高经济活动附加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三是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仅有人均收入水平，还有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鉴于GDP指标的内在缺陷，有关组织已经作了许多探索，如联合国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世界银行推出了“绿色GDP”、OCED推出了“幸福指数”。以人类发展指数为例，它基于健康长寿、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等要素构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发展面貌。据统计，201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738，在世界上排名第90名，低于我国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0.887相比，更是存在不小差距。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更应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四是发展的可持续性显著增强。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随着生态文明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环境保护力度明显加大，未来我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将得到根本扭转；另一方面，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过渡状态和非均衡状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完成，我国也将逐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届时，社会矛盾将得到有效疏导，社会风险将得到有效化解，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约束和未来要达到的目标，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将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产品和服务质量持续升级。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在快速升级；另一方面是因为供给条件在持续改善，具体如：社会分工细化、企业竞争加剧、技术进步加快、商业模式创新，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品牌”“中国智造”“中国标准”“中国模式”将逐步取代“中国组装”“中国生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名片。不久前，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被国际社会评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是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发展均衡性显著提高。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过程的特定阶段，经常会出现收入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但当工业化进程跨过特定阶段之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则会呈现逐步缩小态势。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近年来我国地区间、城乡间乃至居民间收入差距已呈现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计，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农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三是环境保护力度加大，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从国际经验看，污染物排放(或环境污染水平)会随着工业化进程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态势。我国也沿袭了类似的发展路径。近年来，由于我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已越过“发展拐点”；也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节能减排”“环保新政”等)来推动污染治理和环境修复，我国已开始变得越来越绿色、越来越美丽。

　　四是政策注重中长期效果，发展更加稳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将逐步放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许多在短期内有利于增长、但在中长期内会为经济运行带来风险和隐患的政策措施也将会被摒弃，具体如：“大水灌满”式的政府投资刺激、以损害散户利益为代价的市场炒作和昙花一现的股市繁荣、监管严重缺位下的金融野蛮生长、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等等。这些变化趋势，将有利于提高经济稳健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是追求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合力的最大化。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只能着眼于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通过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探索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述过程从本质上讲只能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必须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市场环境，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要求矫正“市场失灵”现象，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需要正确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把“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六是逐步实现增长动力转换。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还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落后产能退出，其结果都是供给质量的改善；无论是依托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还是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其结果都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无论是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还是推动发展成果充分共享，其结果都是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时期。

　　总体而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思路已清、发展路径已明，相关政策构架也已形成雏形。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围绕适应经济增速换挡、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建设高水平开放经济、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推出了一系列新战略、新举措。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提高发展质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7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45.3%调整为40.5%，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从44.6%调整为51.6%，提高了7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率也从52.6%上升到58.5%；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由54.9%提高到58.8%。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需要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好推动产业升级的文章。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竞争力；要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推动产品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颠覆式创新，加快培育新业态；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发展，推动落后产能、僵尸企业退出。

　　二是完善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环境治理。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加强环境执法，强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约束，为企业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提供了内在驱动力。不仅如此，加快环境治理，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和生产技术淘汰出局，本身就是在改善供给、提高发展质量。

　　三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生产蝶变。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上。应当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加快农业生产要素重组步伐，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要推动现代农业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切合消费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掘农村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补齐社会发展短板。应当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近年来，我国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已做了许多探索(如精准扶贫、义务教育均衡化、分级诊疗、居家养老、医养结合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要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

　　五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相应的体制保证。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有高效的市场机制，也离不开调节有度的政府干预。要实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合力最大化，就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边界和方式，探索政府有效运作的机制和途径，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和2015年相比，当前我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已出现明显改观。从经济运行周期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已越过衰退、萧条阶段，步入复苏阶段。总量失衡矛盾和结构失衡矛盾主次关系的易位，为当前加快提高发展质量的步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已经作了大量探索，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框架。目前社会各界共识已经初步形成，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也已基本明确，再加上各地区各部门干劲很足，加快提高发展质量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作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元年”，2018年完全有可能是“开好头、起好步”，带来业绩“开门红”的一年。

　　而把上述有利条件用足用好的关键，是准确把握“稳中求进”的总要求，处理好新时代条件下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要求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切实树立“宁可慢些，但要好些”的理念，积极稳妥地推进财政金融风险防范、污染防治、落后产能退出、精准扶贫等各项工作。唯有此，才能实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合力的最大化；也唯有此，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行稳致远，顺利抵达现代化的彼岸。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