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理论新视野】裴长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18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要求，集中做好既利当前也利长远的大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全球经济从“新平庸”走向“缓慢复苏”，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综合先行指标大部分走稳趋好，表明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世界经济从分化走向同步复苏趋势更加明显。从发达经济体看，制造业趋于活跃、金融市场走强、就业和通胀形势总体较好等积极因素有望延续，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向2.0%—2.5%的增长区间靠近。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看，贸易回暖、市场投资环境改善、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稳定等有利因素可望继续保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向4.0%—4.5%的增长区间收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稳步上调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经济较2017年更有起色，外需带动出口增长加快，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较前两年有利的外部环境。

　　国内供需形成“再均衡”态势，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我国经济连续下行6年,但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从供给面看，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更趋协调，工业在去产能后趋向稳定，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比重稳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预计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5%和7.8%左右。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增长更趋均衡，投资增速下调基本到位，消费升级势头不改，出口延续回暖态势，三大需求增速趋向同步。2017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同比分别增长7.2%、10.2%和8.0%，与2016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1.1个百分点、回落0.6个百分点和加快15.5个百分点。预计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同比分别增长8.0%、10.2%、7.0%

　　市场继续呈现温和景气的稳定性现象。价格总水平将温和可控，农产品供应充足为价格基本稳定创造了条件，工业品和服务领域新涨价因素不多，重要大宗商品终端需求相对稳定，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弱。2017年1—11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和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分别上涨6.4%和1.5%，较2016年同期分别提高8.4个百分点和回落0.5个百分点，结束持续多年“胀缩并存”的局面。预计2018年通胀水平(CPI)可能略高于2017年，不会出现明显上扬。市场在经历近两年一定程度波动后回归理性，五大市场总体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车市产销回归稳定增长格局，楼市“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支撑较好，股市已现“慢牛”迹象，债市延续波澜不惊，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基础较为牢固。我国经济巨大的潜力和韧性辅之以良好的市场和价格环境，为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发展势头提供了基本保障。

　　宏观政策取向松紧适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得以保障。2018年仍然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也不会变。从货币政策看，全球货币政策全面宽松的时代基本结束，我国货币政策也将逐渐转向总体趋紧，但也会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有度运用各类政策工具，为市场注入合理流动性。从财政政策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结构性减税仍是政策重点，依然会在补短板、降成本方面做文章。近年来，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已超万亿元，农业、交通运输、水利、环保和公共设施等短板领域投资得到明显加强。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加减法”并重的新阶段，更加注重改革的制度供给和改革的协调性、配套性，以提效推动供给体系“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并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有利于经济在结构优化中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新旧动能同步发力为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提供了坚实基础。预计2018年我国GDP增长6.8%左右，与2017年基本持平。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制约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效益偏低

　　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目前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6%左右，远低于金融部门15%以上的平均利润率，且部分行业大量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实体企业利润增长明显回升，但近5年利润增速均未达到2011年水平。在内外双重挤压下，成本上升和创新不足成为制约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二)投资效率趋降

　　2017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77.3%，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投资边际效率明显下降，主要表现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大幅度上升。2007—2016年，新增单位GDP所需的资本形成总额从2.21上升到6.11，10年间我国创造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投资成本提高了约2.8倍。这种高投资的模式正在受到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民间投资积极性下降的双重约束。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动力不强

　　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主要表现为，以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长期被边缘化。目前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75%以上，但获得的信贷投放比重长期低于20%。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30%左右，从金融机构获得的信贷资金不到20%，而信贷资金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集中，两项合计占比高达30%以上，另有一部分资金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金融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四)政策紧缩效应可能带来经济波动

　　各地都加强了房地产调控政策，加上货币紧缩趋势和环保政策保持高压态势，治理金融乱象更趋严格，可能会引发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加大，金融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产业链总体配套性和协同性下降。共振效应和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社会预期发生改变，甚至引发部分领域的恐慌情绪。

　　(五)民生保障政策功效不足

　　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用工荒”与“就业难”现象长期并存，下岗人员职业技能不适应再就业岗位需要，传统行业中低端岗位减少，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比较严重；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结构性错配，就业“量”与“质”不匹配。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脱贫成本更高、难度更大，脱贫稳定性不够，因病、因学、因灾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地区增多，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六)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因素依然存在

　　美国特朗普政府税改已获通过，预计2018年将落地实施，英、法等国也在酝酿较大力度的减税政策，可能对我国吸引国际资本形成持续压力。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将挤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美、欧、印等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双反”调查，相关举动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将加大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难度。地缘政治局势不稳，朝鲜半岛、巴以、叙利亚等问题持续发酵，可能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三、实现2018年经济工作目标的政策与措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综合考虑经济目标任务的短、中、长期衔接，把提效作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集中做好既利当前也利长远的大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为企业降成本、减负担，提高实体经济效益

　　近两年“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推动了“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从做“减法”为主转向“加减法”并重的新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市场主体根本利益诉求出发，解决实际困难。大力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重点降低企业迫切期待的制造业增值税、涉企服务性收费、“五险一金”缴费率等税负水平，清理附加给企业不合理的中介费用、财务费用、制度性交易成本等隐性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增强实体企业创新能力。宏观层面，通过政策支持、先行先试，制定创新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善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落实保护产权政策，激励企业家精神；微观层面，帮助实体经济企业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建立现代化经营管理制度，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更多以市场化的方式挖潜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在“补短板”中激活民间资本活力，提高投资效率

　　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并重，用同样的资本投入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经济产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产业发展短板、行业发展标准、民生、环保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压缩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困难地区财力补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文明建设的投资力度。尽快制定针对民间投资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增强民间资本参与PPP等项目的意愿，提振民间投资信心，释放有效投资潜力。

　　(三)克难攻坚，提高重点领域改革绩效

　　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前所未有，特别是在行政体制、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要强化现有政策的落实。尤其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健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加快推广负面清单管理试点，建立传统产业的政府规制工具箱，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审慎监管方式。将国有企业改革与“去杠杠”结合起来，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推动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破产重组，提高国有资本投资效率。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开公正的要素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机制，建立健全金融、人才要素支撑保障机制和便捷高效的要素交易机制。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整合提升要素交易平台功能，推动土地、排污权、用能等资源要素自由交易和市场化配置。

　　(四)沟通渠道，防范风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要灵活运用各类短、中期政策工具，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优化信贷配置结构，建立金融与实体经济利益联动机制，扩大投贷联动试点范围，加快发展各种风险自担的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村镇银行等金融主体，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和通道，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拓展实体企业融资空间。打好防范化解重点风险攻坚战，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密切监测金融业态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研究出台扩大银行业不良贷款转让范围、完善批量转让以及扩大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权等配套政策。

　　(五)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模式

　　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是解决实体经济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所谓数字经济，实际是指数字化的知识和技术在经济活动当中的应用。从全球和中国角度看数字经济的发展，2016年数字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25%，有1/4生产组织与数字经济有关。中国数字经济走在全球前面。目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万多亿元，根据测算，占到GDP总量30%以上。从全球来看，数字经济主要在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得到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政策环境。优惠政策对推动各地数字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长三角及其他先发地区，相对来讲，其政策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比较有利的。第二是人才。数字经济发展需要高端人才。一些区域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很多很有效的政策，对推动当地吸引人才聚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六)促进技术创新，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下称行动计划)，部署未来三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未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价值链条上的升级，即横向升级。由制造区段向上游延伸，即向研发、设计、创意、标准环节推进，例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由制造区段向下游延伸，即向品牌、渠道、物流、服务环节推进，例如家用电器产业。二是价值网络上的升级，即纵向升级。即使是从事制造区段，亦由模块供应商上升为系统集成商，并进一步上升为规则设计商，例如高端船舶、重大技术装备产业。三是价值整合上的创新，即打造“时代产业”。制造业的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人文化发展都有重大突破，甚至发生了“换道超车、变道超车”的效应，智能机器人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七)进一步深入探索开放、协调新路径，提高双向开放和区域发展实效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精简负面清单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落实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加快与巴基斯坦、俄罗斯等重点国别规划、平台、项目对接，推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建设。稳妥推进丝路基金增资和产能合作基金设立，推动实施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能合作项目，打造若干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京津冀生态、交通、产业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高质量完成雄安新区规划并有力有序稳步推进建设。抓好长江经济带“一道两廊三群”建设，全面提升该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八)在促就业、惠民生方面出实招，提高社会保障政策功效

　　保障民生底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特殊困难对象提供精准就业帮扶，积极开拓新型就业渠道，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组织好易地扶贫搬迁，加大扶贫劳务协作，落实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政策，减少贫困人口1100万人。统筹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清理规范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均衡地区之间养老保险负担。着力解决好“择校热”、“大班额”、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等问题。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长效机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国务院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